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找到了一个更具有整合能力的阐释平台。本文着重梳理了如下三方面的问题：“现代性”提出的语境；“现代性”的界定；“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以期在总结的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某种反思和展望。     

现代性的三大问题与法治的未来

进入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得到阐释和发扬，这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主体的人拥有了自由，同时也就放逐了权威和神圣，这一根本原因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特质--现代性。现代性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进步，一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人之德性的丧失”、“政治与法之正当性的丧失”、“人类之超越性的丧失”成为三大现代问题。现代性的一切问题最终要依靠某种特殊类型的法治来解决。对于这种未来的法治，中国哲学与法哲学必将有所贡献。     

中国文学现代性特质与当下文学创作观察

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本文从“时”、“质”两个方面把握我国文学现代性特质,表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当今,文学现代性更强调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后现代性：鲍曼社会理论的建构视角

后现代性是鲍曼构建社会理论的视角,鲍曼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对比研究,认为后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思维状态,它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构性的。鲍曼不认为后现代性意谓着现代性的终结,但由于“后现代”的滥用,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代替了“后现代性”概念,并认为消费主义是在后现代性视角下构建社会理论的中心范畴。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唯物史观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超越

批判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尚未形成充分清醒的认识。“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探讨最终陷入悖论，未能真正超越理性形而上学。与此相应，“现代哲学话语”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戏剧性的解读，以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显得自我矛盾，难以理解。面对“现代性哲学话语”，必须澄清唯物史观视野内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明确唯物史观与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分。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更无法走出“现代性哲学话语”现代性探讨的悖论。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我国的现代性重构

反传统形而上学和“问题”意识等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的通话，凸显于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异化应用的批判中。但马克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哲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别。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应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导引，建构一种比传统社会确定了的价值更先进、克服了它们已经被认识到了的缺陷的现代性。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探析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蓬勃发展中已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身的弊端,面对“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开始质疑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犹太人问题在本质上属于现代性问题,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构成维度,犹太精神只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反映。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揭示并超越资本主义“旧”现代性,马克思找到破解现代性难题的出路——人类解放。     

秘书知识结构“通才”、“杂家’辨

秘书知识结构“通才”、“杂家’辨李海龙同志来稿对秘书的知识结构进行了辩证思考。他认为，所谓“通才”、“杂家”是一个辩证的范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通才”，“杂家”。首先，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秘书活动的综合性、枢扭性地位来讲，相对...     

《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现代性批判——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沿着商品-时间的空间化-物化意识这样一个路径来展开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特别是对物化造成的“时间的空间化”问题的批判在本质上形成了他对现代性批判的原则———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这一原则揭穿了资本在现代社会取得统治地位的秘密在于抽象劳动的普遍化。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现代性批判的原则的价值向度和当代意义就体现为: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意识形态悬浮”问题的现代性归因与消解北大核心SSCI

“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之重器,但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对意识形态认知的碎片化、对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淡漠化、对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方面的简单化等“意识形态悬浮”的问题。意识形态悬浮和“现代性”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现代性之下的“庸常大众”并不倾向于对意识形态知识的整体认知,现代性之下的“异化思潮”阻却了对意识形态的绝对认信和践行,现代性的“技术”则助长了规训式的或放纵式的宣传教育方式。由于我们不能克服现代性这一时代境况,因此就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之内,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开展关于意识形态知识的“模块化叙事”与“具象化表达”,以点带面地促进对意识形态知识的认知;要对社会之中的各种思潮进行诊断,兼具“包容性态度”与“坚定性立场”,通过意识形态基于自信的包容和适当严格的治理方式促成自愿认信和集体行动;更要利用现代技术,兼顾“高效多元”的宣教渠道和“以人为本”的宣教立场,让意识形态深入人心。     

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辩证理性的批判

要追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生成和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就不能忽视马克思对不断自我放逐的现代性理性的批判与救赎。这个生成和批判的过程主要经历自我排斥、不回返运动、回归类本质的实践理性、置身性活动、可被精确计算的“交换”理性等几个阶段。可以说，黑格尔辩证理性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体现了历史性。唯物史观认为，只有通过历史性，才能体现历史与思想出场的辩证性和在场的资本现代性的暂时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出场史也就是一部黑格尔辩证理性批判史，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现代性：从狭义向广义的延伸及其差异

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本文集中讨论了两种“现代性”在时间观念和乌托邦观念上的差异。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民族经济

简言之，经济的全球化是指经济活动越出一国国界，使由于地理位置差异造成的对各国经济联系的障碍日益减少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经济整合。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的配置，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和福利水平的增加。这一趋势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一潮流之外而“独立”地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言，顺应并追随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实行经济开放的政策，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推动着他们的经济成长。直接地，他们从中得以补偿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缺口，使国内闲置的生产要素得以利用，改善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间接地，他们可以得到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技术，管理和经营知识的机会，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收获在国内扩散。同时，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全球化产品”和“全球化公司”的出现，模糊了民族经济的范畴；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用，更使民族经济被认为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应该以“当地经济”或“本国经济”的范畴来替代的概念。本文拟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民族经济的范畴及其发展的意义做出分析，以探求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求得自身利益保障所应有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现代性语境下服刑人员的人学审视

现代性是当下全球化时代的中心话语，掌握着当今世界的主导话语权。传统现代性的弊病不断凸显，特别是导致“人”的问题日益严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增大，需要对传统现代性带来的“现代病”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也需要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下的服刑人员。时代呼唤人本理念和人的现代化，还给“人”以主体地位。现代化文明监狱也应该调整改造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把服刑人员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改造工作的价值诉求。     

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王杰教授访谈录

乡愁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和中国经验的考察与把握，同时也结合对中国悲剧美学精神的理解而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实践，它一方面从过去探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破坏了的、但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多重文化叠合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乡愁乌托邦与红色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关键内核，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互相叠合构成了一个双螺旋结构，蕴藉着巨大的、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情感空间。乡愁乌托邦规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性”，红色乌托邦规定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审美现代性之路才能够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当代语境通向未来。     

中国企业家“59岁现象”实例调查

有没有“５９岁现象”？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现实中是否存在这一现象呢？     

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温床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统一的作家组织和带有极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文学体制,以及“有计划、按比例”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方式,文学开始接受统一的意识形态规范,遵从统一的理论原则,奉行统一的创作方法,追求统一的时代风格等等。正因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存在着这样的特殊性,所以有必要对它发生的思想温床进行一番深入探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表现为对一些具体的文学对象和文学史现象的现代性阐释,更重要的是,当代文…     

对公安学“公安”范畴的理解

目前,在公安学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对“公安”这一最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忽视了它对整体学科的逻辑起点问题,从而在对待学科的名称、研究的范围及研究的方法上,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安科学研究,笔者认为应该澄清“公安”范畴的含义,统一科学的思维认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在公安学术理论界,对“公安”范畴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解:1.“公安”是社会整体的治安;2.“公安”是一种社会工作;3.“公安”是一个专门机构或警察职业的简称;4.“公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运思逻辑: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现代性批判问题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理论议题,在他那里,对于现代性的审视不仅是一项哲学任务,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所在。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发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一条清晰的运思逻辑:从哲学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在深刻剖析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以“感性活动”批判黑格尔的“纯粹活动”、以“现实主体”批判黑格尔的“理性主体”,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抽象理解。以此,马克思摧毁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抽象的主体性。然而,哲学批判难以切中社会存在和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难以触碰现代性问题的根基。基于此,马克思将现代性批判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具体考察了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现象与私有财产问题,并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批判资本主义问题,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抽象统治。     

出版文化创新

张杰在《长江学术》2007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产业已直接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影响和制约着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使得发展文化产业成为许多国家一种自觉的战略选择。其一，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的成败事关兴衰。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再可能依靠“古代性”条件下的“自给自足”来“闭关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