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社会性别行为量表的发展

为了对中国县区级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领域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者的社会性别角色行为进行评价,本文基于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现实背景,采用了文献研究、访谈、专家评议以及心理计量的方法,分别发展了适用于中国县区级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领域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者社会性别行为量表(GBRHS-SC和GBRHS-SP),并于2005年6月在中国东部1个县区601个农村服务对象的样本和541个服务提供者的样本中测试了量表的心理计量学特征,发现GBRHS-SC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建构效度,GBRHS-SP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但是在建构效度方面还需要得到进一步改进和验证。     

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

性别红利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促进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红利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探析了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潜力与空间,指出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别观念束缚、职业性别隔离、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生育政策是限制现阶段中国实现性别红利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五个方面提出积极释放中国性别红利的战略构想。     

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农村家庭购买决策:基于文化规范理论的解释

本研究基于文化规范理论,将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农村界定为修正的父权制文化阶段,在此背景中探究夫妻双方的资源、性别意识等对于家庭购买决策模式的影响。利用2005年在安徽JC的调查数据和分步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后发现,妻子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中的日常消费和耐用品购买越倾向于以妻子为主或联合决策模式;夫妻双方的性别意识越公平,家庭中的日常消费和耐用品购买越倾向于以妻子为主或联合决策模式。分析结果支持假设,说明文化规范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转型社会中农村地区的家庭购买决策模式。     

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对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进行分析,揭示了目前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社会政策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其中,系统内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政策主体内部的不协调、政策客体内部的不协调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协调;系统外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本社会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健康公平性分析

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是性别平等与否的重要特征。本文利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它相关调查结果,对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地区和城乡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认为健康水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说明中国妇女公平享有卫生保健和提高健康水平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与性别公平——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准入条件与受益水平方面都存在着不利于性别公平的问题。从历史制度主义结构分析视角分析,执政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等宏大制度背景制约着模式的选择,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决策部门所具有的部门利益和性别利益及社会对模式的价值评判等因素也对其有着重要影响,这使得性别公平的价值理念在模式选择中被忽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经历从企业保险到社会统筹再到统账结合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性别公平都没有被政策制定者考虑。目前制度模式已经具有路径依赖性。建议将社会性别公平化纳入养老保险改革领域,在具体政策上借鉴国外养老保险制度中平衡性别利益的经验。     

社会组织与社会性别互动发展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但需要社会性别的和谐,也需要社会与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治理。文章在分析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性别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女性社会组织能促使男女性别的平等和社会大众的公平意识,在鼓励女性更好地提升自我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解读中国首部“妇女绿皮书”

2006年3月1日,全国妇联与社科院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首部“妇女绿皮书”——《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决策、家庭和环境六个方面对全国和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进行总结、评估,为党和国家进一步制定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大量资料,其中一些数据引人关注。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也取得了较快的提高。     

性别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性别和谐是性别关系平等、互补与合作,并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平等、公正、和谐的性别环境。性别和谐与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区域和谐、代际和谐、生态和谐等一样,都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的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应当充分认识到实现性别和谐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努力促进性别平等和两性和谐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后改革开放时代国有企业法实质公平价值的实现

后改革开放时代注重的实质公平指向个人公平,且是发展基础上的个人公平。为此,回应时代需求的国有企业法,立足于建立公有制之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既定现实,一方面应继续张扬"国有"的私经济属性,同时禁止各种垄断,坚持市场形式公平与革新的分部化社会公平相结合,以促进经济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在协调个人公平与分部化社会公平的冲突中,以前者为目的指导,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促进不可分利益的增长,并以公民资格的应得权利确保所有人平等受益,籍不平等性质的改变最终实现个人的实质公平。     

全球视野下的社会性别预算:国外经验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性别预算实践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理论框架。至今,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形成了具有多样性的驱动机制、实践主体以及发展特征。国际社会广泛的性别预算实践,不仅是分析公共财政预算对社会性别不同影响的有效工具,也是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对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性别意识主流融入主流政策,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观点

中国将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9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表示，中国将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将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算法自动化决策中的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

算法自动化决策在招聘、任务分配、劳动评估甚至解雇决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对于职场性别平等影响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尝试通过对国内外职场算法性别歧视案例的分析,探讨算法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劳动市场不同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算法自动化决策可能嵌入既有的性别偏见,成为隐藏性别歧视的分配手段,并且造成难以觉察的性别歧视后果。应对算法自动化决策带来的职场性别歧视,应扩大传统劳动法关于性别平等制度的适用,并具体化算法自动化决策规制的相关制度。此外,还应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建设覆盖算法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制度,并发展针对算法性别偏见的审计与评估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支持系统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职场性别平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构建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制度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内涵理念,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包括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促进治理结构多元化;健全民主公开、程序公平等规则公平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建构平等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实现治理权威的合法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本文在对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中国协调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战略思考。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王浩夫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基本而又最重大的经济社会决择，因而长期吸引着众多学者对它的关注。在当今中国，它已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因素。在目前公平与效率的ｎｉ...     

效率与公平引发关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论断后,人们围绕关于公正、公平、效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人认为:一、效率是公平的主要前提。没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财富的增加,国家就没有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针对我国当前实际提出来的,应予以坚持。对于公平与公正问题,有人认为:一、现在已经到了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了。二、重视保障社会公平,有利于启动基数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符合国家以内需促发展的决策。三、“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组合”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也称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的主流的提法，最早反映在1985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简称《内罗毕战略》）中。     

“在国际劳工组织机制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中国项目介绍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国际劳工组织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贯穿“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制定了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战略。为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能力和促进就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国际劳工组织启动了中国项目。为此,该项目在中国建立起“3 1”机制,为多部门推进性别平等的就业政策建立了网络和平台;该项目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和机制引入促进劳动就业领域,推动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在中国就业扶持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分析中的应用;该项目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本部门工作重点,开发了多种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的工具和手册。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功能价值、实施困境、推广策略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通过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及时作出回应,使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满足男性和女性、男童和女童的不同需求,实现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合理配置,有助于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由形式平等落实为实质平等,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程度提高.认知程度低、现行预算制度的性别中立倾向、政治权力系统中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成熟的实施工具和配套保障制度欠缺是该制度在中国普遍推广的主要障碍因素.不同国家实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动因和所选择路径不同,中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推广策略需在总结张家口、焦作和温岭三地试点经验基础上有所突破,实现其作为政策工具与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工具的契合,促进两性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