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基于科层制模式与网络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科层制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及不断追求差异化公共服务的需求。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探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分别从网络设计、网络连接、责任分担与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路径选择,以探究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需求间的相对平衡的方法。     

中国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整体框架和地方实践

儿童托幼服务的公共化，意味着国家承认儿童照顾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责任”,认可自己为所有儿童提供优质平价的托幼服务的责任，其主要策略是在托幼服务的供给端投入公共资金。托幼服务输送者可以采用不同的公共化策略，包括公办公营和各种形式的公私合作模式。2010年中国开始重建公共化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托幼服务公共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整体推进模式是将托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框架，作为公共物品提供给儿童和家庭。国家对于0-2岁和3-5岁儿童的照顾责任有着不同定位，针对他们的托幼服务也分别纳入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同时采取了不同的模式来推进其公共化。而在国家的整体政策框架下，承担儿童托幼服务供给主要责任的地方政府，基于地方的具体情境，进行了制度的地方再造，形成了不同的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地方实践模式。如何进一步推动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笔者基于研究和分析给出了相关建议。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吸纳式供给”与“合作式供给”——以社区减灾为例

本文研究多元主体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形成机制。在社区减灾中,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有吸纳式供给和合作式供给两种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政府对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已经向政府、社会公私合作治理转变,不过,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存在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行政考核形成的压力环境、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度。     

SFIC城市公共服务智慧化系统协作“福州交警”APP治理

正为探析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模式的实践状态及发展前景,本文借助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城市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典型个案——"福州交警"APP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福州交警"APP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与SFIC协同治理模型相契合,尽管其交通服务智慧化供给模式的协同治理机制还处于发展初期,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不高、影响力不足,但是这种有限参与是对传统政府单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从“单方供给”到“多元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综述

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合作国家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社会协同理论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呈现非均衡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错位与渠道单一的现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应该从传统的国家单独供给向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方向改造,形成由政府、市场及社会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国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服务供给是现代政府的首要职责,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要旨在于通过体制创新提升和优化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国情不同,但公共服务供给有其自身的共通性规律。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考察,探究其中反映时代要求的共性特征和基本趋势,可以为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素材。     

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公共服务治理革新的同时,也出现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在应用范围上,人工智能于社会治安、交通基建、市场监管、反腐倡廉、应急管理、医疗保障、文化教育、能源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提高了公共服务决策能力、公共服务组织的管理效能、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公共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互动,以及强化了公共服务组织的内外部监督。但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也面临着数据质量不足、技能人才短缺、统筹规划抵牾、数字鸿沟庞大、解释问责模糊、伦理冲突激化、安全隐私脆弱、就业收入分化等风险挑战。于公共服务治理场域中克服这些困境与问题,是发展具有创新性、可靠性、安全性的人工智能嵌入模式的必由之路。在收益与风险间寻求平衡,可以有效促进以证据为主导和以数据为支撑的公共服务治理路径的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城市智慧治安服务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驱动着城市治安服务的智慧转型。城市智慧治安服务包括服务环境、服务方式等的智慧化。其中,智慧化的治安服务环境包括:全面响应的治安服务界域、灵活应变的治安服务布局、深度交互的治安服务网络空间。智慧化的治安服务供给方式包括:前瞻性供给、整合性供给与无边界供给等。城市智慧治安服务的运行保障包括: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营造全社会参与治安服务的生态;开展科学的服务评价,推进服务的均衡和公平。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逻辑、类型与向度

当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以"大数据驱动"为其实践逻辑起点,体现了制度变迁逻辑、目标逻辑以及价值逻辑。基于平台与服务协作的实现方式,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可划分为"搭建平台+委托合作""互联平台+协同共享"和"借用平台+合力互助"三种类型,变革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协同化、供给方式集成便捷化、供给内容精准个性化和供给效果标准可视化的基本面向与整体趋势。     

公共服务供给“共建共享”的创新转向:一个网络化治理论纲

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是提高公共服务共享水平和共建能力的关键路径,可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侧转型创新和再造。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以参与主体协同合作、纵横互通价值网络管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对象,通过网络治理模式提供快速敏捷、精准高效、高质量适配性的公共服务,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责任分散化、组织边界柔性化和需求响应弹性化、合作关系伙伴化和资源优势互补化等特征。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直接目标是公共服务的精准适配性供给,终极目标是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根本目标是公共服务整体价值创造;伴随网络化发展进程,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呈现出目标的阶段性特征。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责任管理实质上是所有权的管理,涉及联动联治责任、分层分类精细化管理、网络平台综合服务以及公信力维护。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机制由形成和维护机制、互动和整合机制以及共享和共担机制构成。     

数字化——社会治理新一站

正最近十多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工程的实施,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发展,5G技术的应用,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进入了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社会治理效率,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增加了公众满意度。     

精准供给视阈下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及实现路径

在我国进入城乡统筹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是城乡社区融合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数据情景下整体性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对国家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回应。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以需求群体、需求设施、需求内容和需求质量等维度分析为基础,从创新精准供给理念、应用数据治理技术、完善需求识别机制和健全精准供给体系等方面建构实施路径,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工作有效开展。     

兰州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策略研究

兰州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区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是关键。本文在借鉴上海浦东新区及天津滨海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兰州新区建设实际，分别从兰州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新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财政供给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与监督机制等五个方面为兰州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     

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人工智能弱化了传统线下多层国家权力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促进政府治理理念更新和现代政治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要积极适应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公共决策等领域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要做好服务转型,统筹经略,尽早谋划,为人工智能助推国家治理变革创造条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当前,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并对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方式进行规范、改进和约束,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需要研究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在详细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四个阶段(计划、甄选、实施、评价)所面临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意识、机制、能力、氛围四个方面的对策举措,即增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和培育和提高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能力。     

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

在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中,存在着多主体和多部门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问题。要解决这种碎片化困境,必须探索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的协同机制。本文从"目标"和"利益"两个变量出发,来构建公共服务协同机制的分析框架,提出科层制协同、沟通性协同、公-私协同、战略性协同四种协同机制,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来阐释每一种协同机制的内在关系和实现机制。     

智慧共同生产：数字技术重塑乡村公共服务机制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是促进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新途径。基于共同生产理论提出“制度环境-生产过程-服务效能”分析框架,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兴技术重塑公共服务机制进行理论和案例分析,通过对国内外乡村公共服务典型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并对主要案例开展田野观察,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路径升级、模式再造、场景适配为乡村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构建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数字技术所具备的精准化、去中心化和敏捷化特征,促进了公共服务的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交付以及共同评估,实现服务的渠道革新化、过程透明化以及投入产出优化。数字技术融入乡村公共服务有助于打破城乡壁垒,巩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机制,推动共同生产机制化,解决公共服务信息不对称难题,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国家整合转型视角下的乡镇改革——以安徽省为例

本文从国家整合转型的视角重新认识乡镇改革,认为当下乡镇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乡镇政府的职能从汲取式整合转向供给式整合,为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农村公共服务的项目制供给:主体互动与利益分配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而以项目为主体的供给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模式之一,它能有效调动政府、市场与乡村社会的参与力量。以主体互动视角去探究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的有效性可以发现,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互动、地方政府与农村的资源互动、承包商与农村村庄的行动者互动,项目制供给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农村公共服务有效性供给的助推作用。但即便如此,项目制在助推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同时,亦引致农村社会内生化结构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