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问答

编辑同志：《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请问：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如何确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是否可以做笔录、录音、录像、照相？江西古小江古小江同志：根据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策4条、第11条、第14条的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会见的日期、地点，由公安机关…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细化完善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对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进行了规定,这是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它提高了录音录像规定的位阶,意味着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自此走上法治化道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细化程序运行的步骤和元素,才能增强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活力.     

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性质研究

信息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使得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更好的实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意图用科学技术的力量避免刑讯逼供的出现。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即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性质问题。按照域外法律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的属性,应当适用证明规则的规制。但是中国司法实践中,考虑到侦查技术和侦查秘密的问题,许多人并不愿意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使用并公开。在作为证据的同步录音录像和侦查秘密之间找到一种缓冲手段,成为本文的核心所在。     

从同步录音录像谈冤假错案预防

<正>如何使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制度不再是纸上谈兵,需要细致可行的配套制度,需要赋予法院对同步录音录像更大、更直接的裁判权,倒逼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侦查、检察部门落实,将其上升到保障公民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     

侦查行为录音录像的多元功能及其运用

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多种侦查行为进行录音录像,但侦查行为录音录像的功能尚未被完全认识。侦查行为录音录像除了防止侦查人员非法取证之外,还具有多元的功能,包括作为证明力审查的辅助证据、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提高诉讼效率。由于具有这些多元的功能,侦查行为录音录像应当随案移送;辩方也可查阅、复制侦查行为录音录像,但在特定情形下可对查阅、复制的范围有所限制;侦查行为录音录像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后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转为不公开质证,或对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之后再质证,如果录音录像不宜向被告人透露,也可以由法官进行庭外的单方核实。     

录音录像下的审讯策略探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侦查机关在办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时均须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侦查人员必须研究录音录像可能给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挑战,调整心态,合理地研究制订审讯策略。既要注重发挥录音录像的独特优势,也要注意避免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取证手段。     

新《刑事诉讼法》中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内容,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制衡力,对侦查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侦查机关应认真学习新《刑事讼诉法》的内容,通过更新侦查理念、提升法律素养、优化侦查模式、提高讯问水平等措施,应对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浙江省检察院出台规定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

据检察日报4月17甚报道，浙江省检察院于4月9日出台了《浙江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防范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共有35条，从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审查与发现、认定和排除，到瑕疵证据的补正与转化等7个方面，为防范非法证据“支招”。如在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方面，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侦查人员回避制度；严格执行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和办案期限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执行不同种类证据的取证规定，推行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亲笔供词、录音录像、悔过书“四证同步”制度，注意发现并收集口供中提及的客观性证据。     

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的相关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引发了一些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侦查的相关问题。主要有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问题,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问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问题等等。侦查机关应该本着尊重法律的精神,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应对侦查工作的挑战。     

同步录音录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

同步录音录像也在办案过程中发挥了固定和保全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监督办案干警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广泛应用,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同步录音录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在保存时的问题三个角度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简要探究和研究。     

论律师法的修改及对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律师法,扩大了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从理论上解决了律师执业中"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三大难题.从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上来讲,这次律师法修改,是一种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进步,赋予了律师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平等的权利,给予了律师以充分的法律信任,表明律师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待遇在不断提高,他们将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袭警罪立法化问题初探

频繁发生的暴力袭警案件,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袭警罪的立法化问题。袭警罪的立法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切实可行。所谓袭警罪是指以暴力攻击或人身强制的方法,致使正在进行执法活动的人民警察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行为。这种行为既侵犯了人民警察的人身权利,又侵犯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活动。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加强对人民警察执法权的刑法保护势在必行。     

关于律师介入侦查的几点思考

新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法律地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遵循诉讼规律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里程碑。律师介入侦查在我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侦查阶段确定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意识和程序公正理念。因此,应当切实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保障侦查活动公正合法的进行。     

The Defense Lawyer in the Scales of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Western critics are keenly interested in the defense lawyer as an advocate within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hina and fear that under the impact of state persecution the defense lawyer is becoming an ‘endangered spec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problems, there has also been progress in Chinese lawyering reform that ties together greater professionalism with a new emphasis on due process. The revised Lawyers’ Law of 2007 is an important new benchmark in lawyer reform. This law has challenged the limited dimensions of earlier reform. This law, itself, has been challenged in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that is deploying outdate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to negate the reforms supporting the new process and protected lawyer–client relation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supported the latter, arguing that it represents the latest in reform and is, therefore, superior to the more restrictive provisions of the 1996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nd supporting public security regulation.     

浅论监视居住制度及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出台后,监视居住制度开始承担着独立的刑事诉讼功能。新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既健全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也为侦查部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依据。然而,新法仍缺乏对于被执行人权利的救济和第三人权利的保障,致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极易造成监视居住执行时的错位。因此,应构建独立的监视居住平台,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刑事强制措施执行权,加强检察系统内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体化建设。     

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腐败现象迅速孳生。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其在刑事犯罪中所呈现出的蔓延之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文章在简介职务犯罪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探讨了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试论职务犯罪现场勘查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存在着高发的态势,同时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等特点。这些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难度。传统突破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依靠讯问,采取"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本文从证据的角度分析出发,利用现场勘查来寻找证据为案件的侦破打开缺口,力图通过职务犯罪的现场勘查寻找证据,实现"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提高侦查工作的有效性。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实证研究

透过近年来反渎职侵权办案实践,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呈现出渎职侵权行为直接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本身结果的发生较少;渎职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占有较大的比例;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多因一果的现象比例较高：不作为及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情况的比例略高：考量危害结果中的经济损失都是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等特点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对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法律规范缺失;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对渎侦办案人员实行通才管理体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立法规范化;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建设：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促进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探讨

我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 (三 )》规定了有关的恐怖活动犯罪 ,但对恐怖犯罪的刑法调控过于简略 ;在追诉恐怖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上也无相应对策。建议立法机关采取实体和程序合而为一的混合式结构 ,制定反恐怖犯罪的特别刑事法律 ;在实体上增设相关罪名 ,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 ,完善刑罚种类 ,规定特殊从重、减轻或免刑事由 ;在程序上完善管辖制度 ,赋予新的证据调查手段 ,采取特殊的刑事强制措施 ,强化对证人的保护机制。     

从一起争议案件看不作为犯罪的“保证人”与共同过失犯罪

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在以先行行为为义务来源的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赋予行为人以保证人的地位,而正是此地位能够更好地解释以先行行为为义务来源的不作为犯罪何以构成犯罪。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共同过失犯罪应当得到立法和理论的认可。而对共同过失犯罪亦应如共同故意犯罪那样予以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