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恶搞研究

青少年网络恶搞是青少年利用网络对严肃主题、经典、权威以及某些社会现实加以解构而建构出的娱乐活动方式.随着社会的网络化发展,青少年网络恶搞有扩大的趋势.青少年网络恶搞的出现,是草根文化发展、青少年网民增加、媒体与网络商业化、学校和家庭等内外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应对青少年网络恶搞,要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青少年道德和网络法制建设,建设良好的网络文化,给予其正确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杜甫很忙”网络“恶搞”现象的哲学分析

时下网络流行"恶搞"。"杜甫很忙"的各类涂鸦漫画是"恶搞"现象的代表。本着包容的态度来审视和解读当前网络恶搞之现状,网络恶搞文化的发展还需加以疏导,其理想发展方向应该是对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的共同关注。     

网络恶搞文化现象批评

网络文化的虚拟性、超越时空性和随意性导致网络恶搞文化现象的兴盛,网络为恶搞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发展内在动机。大众的恶俗灰色心理在网络恶搞文化现象中得到无监管的淋漓表达,促狭的人类心理构成网络恶搞文化现象发展的内在心理动因。当前大陆三元鼎立的文化格局为网络恶搞文化现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网络恶搞文化现象僭越了中国政治界限,侵犯文化版权,宣扬恶俗趣味,瓦解稳定的伦理规范,解构艺术文本,大众文化逻辑过度延伸导致网络恶搞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对之进行审慎的分析和有力的监管十分必要。     

KUSO文化——一种网络族群的生活方式

正如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背景一样,恶搞文化的流行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同时恶搞文化的流行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乃至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现有的主流文化。面对网络恶搞文化的流行,排斥并不是主流文化明智的选择,相反,应对其加以融合和引导。     

恶搞——一种消费主义文化病

恶搞,因其娱乐性、搞笑性的特点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且呈泛滥之势.笔者认为,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时代大众激情反叛的表征,其本质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病.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当前青少年恶搞成风主要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青年自身的个性特点以及人文的困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弥漫着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中,网络恶搞并不会从此销声匿迹,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健康引导,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在需求.     

军营拒绝网络“恶搞”

“恶搞”是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说白了，就是不好好说话．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     

网络"恶搞"背后的文化隐忧及对策

网络"恶搞"的实质是以图文和动画等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是将"正常"、"常规"的东西解构为颠覆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有学者认为它是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青少年网络道德问题的哲学思考

互联网对青少年这一最主要的受众群体的影响,已经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问题等方面深入到了各个领域。青少年以其特有的道德意识、规范、心理和行为,生活在“网络社会”,在形成其网络道德的过程中,负面影响日益加剧。因此,如何根据青少年自身特点,加强他们的网络道德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道德体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工程。     

来信摘登

莫把“恶搞”当时尚 2006年，恶搞大行其道，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影片、英雄人物等，都难逃成“恶搞”的命运，想恶搞的人进入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境界”。审视恶搞，其实就是一种扭曲甚至畸形的社会文化，颠覆着传统的文化道德。网络上的自由言论权是有限制的，有两条线不能突破：一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不能突破；二是法律的红线不能突破。     

网络，口水汇成的暴力

随着即时性、互动性微博的普及，近年来：“网络暴力”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谩骂、挑衅，到抹黑、恶搞，再到人肉、约架，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积极修辞在刑事案件辩护词写作中的运斥——以夏俊峰故意杀人罪死刑辩护词为例

积极修辞的有效运用，可以打破词语的一般意义层，鲜明生动地联结起意义网络。中国政法大学滕彪教授为沈阳小贩夏俊峰故意杀人罪撰写的刑事辩护词为现代汉语修辞分析提供了典型的法律文本，展示积极修辞在刑事案件辩护词中的作用，有利于形塑社会经验，介入、影响法律的文本功能，构筑、编织法律话语把人类的共同生活调控到有序的法制轨道上。     

法律的深思与道德的拷问——以社会公案对法律思维与方法的挑战为进路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规范性命令,过度曝光的案件成为公案后,掺杂了大量的道德评价,影响了法律运作过程的独立性。解决道德无限扩大的影响法律运作的立法、司法等环节,要从立法方法的改变、法律思维的坚守、法律体制外寻求解决方法这三个途径进行。     

我国民众名誉权感知度的实证研究与完善——以辽宁省海城地区为调研对象

名誉权关涉个人的精神满足和人格尊严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有关其法律认同的形成与认知度密切相关,实践中人们主要通过媒体宣传了解名誉权,对于其有一定认识,不趋向于选择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更注重精神损害的补偿,从道德角度去判断死者名誉权、法人名誉权以及新闻自由与名誉权冲突问题。反映出名誉权的总体认知多来自道德判断,名誉权具体法律规定认识模糊,救济上趋向选择非诉讼方式,不同学历的居民认知程度有所差异的问题。而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关于名誉权的法律知识图式尚未形成、立法缺乏体系性、权利认识上存在偏差及法律宣传方式单一。由此,可通过建立名誉权法律保护体系、培养社会成员正确的权利意识以及建立多元化的法律宣传方式来提高名誉权认知度。     

关于提高道德教育成效若干问题的思考

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进行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公民用高尚的道德情操相互影响的过程,要通过互帮互学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注重道德情感的交流,以情感人,以情动人;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加深公民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认识和理解;强化道德批评的作用。     

论中国监狱的基本价值

本文反驳了把"惩罚改造"作为监狱基本价值的观点,认为"惩罚改造"和"罪犯人权保障"的有机统一,才完整构成中国监狱的基本价值,才符合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监的要求.罪犯的人权保障不仅只反映罪犯和监狱的关系,它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全体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注重人权保障才能使监狱法制具有良法的品性.     

法人道德行为及其调控

法人道德行为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道德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 ,和个体道德行为相比 ,法人道德行为具有行为意识特定性、行为方式团体性和行为效应显著性的特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看 ,都必须加强法人道德行为的调控。要从提高认识入手 ,以建立完备的法人道德规范体系为基础 ,建立具有法人特点的完善的法人行为调控体系     

转型背景下的道德失范与青少年行为失当

中国作为具有独特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社会转型背景下，必然会出现由经济快速转型而导致的社会失范，尤其是道德失范。而在社会道德失范情况下，道德的社会维系功能减弱甚至丧失，并作用于青少年，导致青少年行为失当。该文拟对社会迅速转型所引发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道德失范与青少年行为失当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从预防青少年行为失当角度对道德重建提出构想。     

法律理想与道德底线

法律性与人性会有一定冲突,冲突源于道德与法律互动的历史进程。法和德之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现实社会中它们也有不同的功能领域,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分清法律与道德的功能范畴,厘定其关系,实现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良性循环,也就廓清了法治理想主义的迷雾,把握了法治国的理想与现实。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道德承认”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其根本区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把"道德承认"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的价值原则。"以德治国"具有内在客观性,而"依法治国"则具有外在客观性,两者必须相互扬弃对方的片面性而达成和解。"以德治国"需要在国家治理中确立"道德承认"原则,并把"道德承认"原则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实体性存在论基础。所谓"道德承认"是指,在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应该从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出发,而不仅仅是从保护个体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出发,来保证共同体具有绝对的存在论基础的基本理念。因此,"依法治国"不意味着取代"以德治国",而是要坚持两者相结合。"以德治国"提供的"道德承认"原则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终极性价值支撑。     

贝勒斯法律程序分析之方法评析

贝勒斯首先将道德成本和程序利益引入法律程序的分析当中,这不仅在方法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将道德成本、程序利益和经济成本综合地运用于分析法律程序,拓展了程序的内涵。然而,这一方法也存在着缺陷——法律程序分析失去确定性和直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