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应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法的价值、程序公正三方面内容,且三者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是要分析其基本问题,即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实践,应当明确规定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确定非法证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此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证据的种类及排除程序、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不同的排除标准等内容。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犯罪,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证据的特点也是特殊的。在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推崇口供主义,刑讯逼供屡屡发生,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言词证据定案、违反法定程序获取证据等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必然会影响到职务犯罪的侦查,在短期和长期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必然促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采取一系列合理的措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实现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更有效地打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律规定的缺憾及其完善的构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的缺憾,以及相关程序的缺失,使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几成一纸空文。文章分析了在我国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诸多障碍,如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犯罪之间难以取得较好的平衡,追求实体公正的观念强于追求程序公正的观念,错案赔偿制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等,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构建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确立。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尤其是在审查起诉环节。但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仍缺少相应具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有必要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构建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庭前会议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问题研究

在庭前会议阶段,应当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任何非法证据拥有排除申请权,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只有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直接侵害的前提下才可以成为排非的主体。在启动要件上,申请人必须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且这些线索或材料须达到引起法官合理怀疑的内心确认程度。在制度互动方面,应实现程序优先审查与庭审实质裁断的衔接,由负责庭审的法官担任庭前会议的主持人,且在庭前会议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必须区分不同情况。在庭前会议阶段没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而在庭审中提出的仍然有效,法庭仍须依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优先审查。     

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面临的困境使得其原本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各方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对案卷移送方式和庭前会议两个方面的修改,加强了对庭前准备程序的制度创新。尚需从非法证据排除和简易程序两个方面对庭前准备程序进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的两项基本任务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必须要以平衡这两项任务为切入点。非法证据包含非法的实物和言词证据,两者所适用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落脚点都是在于平衡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项基本任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时间较晚,发展也并不充分,但随着理论学说和实践应用经验的不断丰富和修正,尤其是在立法、启动程序、审查时间、证人证言质证、相关人员的追责等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会再次获得有一个质的发展和飞跃。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谈新形势下的审讯理念

我国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也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它不仅对侦查办案机关,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证据标准;更有力地遏制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并对以往的某些办案规定及审讯理念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从现实意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精细化的表现,也是维护与保障人权的一项社会进步的体现。     

心智觉知训练的应用研究

随着现代警务的发展,情绪控制能力已经成为警察必备的基本心理技能。警察的情绪控制能力关系到警务工作的开展与绩效的提升。加强情绪控制的能力首先从解除警察对情绪调控的疑问入手,分析传统训练方法的不足,引入心智觉知训练方法,将情绪控制能力的关注点集中在培养警察对由外界刺激所引发的情绪波动的感受上,通过非批判的态度来观察情绪体验,提高警察自身对情绪调控的能力。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初探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是从程序上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作者将结合实践从三个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通过多种途径发现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及搜集物证、书证过程中的非法证据;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中依法通过多种方式调查、复核、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通过程序启动、法庭调查、讯(询)问、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     

“Just Being Mean to Somebody Isn’t a Police Matter”: Police Perspectives on Policing Cyberbullying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cyberbullying, coupled with several highly publicized youth suicides linked to electronic bullying, have led lawmakers and politicians to consider new criminal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cyberbullying.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 police currently respond to cyberbullying, and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new laws are necessar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draw up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anadian street patrol officers and school resource officers to explore police perspectives on policing cyberbullying. In contrast to the reactive hard-line approach proposed in much legislation and public discussion, police officers prefer to take a preventative approach by educating youth and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danger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lthough there are instances when criminal charges must be laid, these incidents transcend “bullying,” a term that has little legal meaning for police officers.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     

论搜查的理由及证据要求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法治国家对搜查采取严格的司法令状主义进行司法控制,并建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警察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剥夺,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警察搜查的权力源于维护公共安全、警察自我防卫、获得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针对警察搜查不同的权力源,在证据要求上也应当不同。     

论授益行政与损益行政诉讼中被告逾期举证后果之差异及完善

在行政诉讼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情况下,合理有效的法律后果有助于规制被告的违法诉讼行为。但是,相关立法混淆了损益行政行为与授益行政行为的差异性。两类性质不同的行政行为在被告违反举证期限的法律后果上理应有所区别。《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只对行政许可诉讼作出了不同的安排,亟待完善。     

刑事电子证据合法性探讨

刑事电子证据的特点决定了对其合法性的认证应有别于传统的刑事证据。刑事电子证据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为证据形式合法,取证主体、程序和方法合法,证据来源合法。对非法刑事电子证据应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采用,以实现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最佳取舍。对违反法定程序的且其严重程度足以影响其真实性的或足以影响某一重大权益的刑事电子证据一般应予排除。     

公安边防执法中士官的角色定位及规范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推进,在边防执法工作中,有限的警官警力与繁重的执法任务的矛盾日益凸显,士官参与边防执法势在必行。但士官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其在边防执法工作中的地位一直受到了质疑,只做不说、只看效果不看授权,成为士官在边防执法中的基本生存样态。文章认为,可以尝试通过公安部的部门统筹立法途径,对公安边防执法中的士官进行定位和规范,从而建构士官参与边防执法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