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新思考——从李天一案谈起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是我国少年司法发展的重大突破.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天一案,反映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存在诸多缺漏,致使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达成制度设立初衷,且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未成年犯权利的保护,也无法助其消除因犯罪获致之社会不利评价.完善该制度,需拓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明确禁止披露未成年犯身份信息,完善封存、查阅与权利救济程序,并以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为目标.     

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罚的特殊方法

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大社会问题，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引起了联合国的极大重视，我国对此也特别关注。１９５５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正式通过《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即“北京规则”）。该规则从少年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则、搜查与公诉、审理与处分、设施外待遇、设施内待遇、研究、规划、政策与评价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①，确立了少年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框架。“北京规则”是为了在不同社会条件与法律制度的国家在保护少年和适应少年特征以及保障少年人…     

保护、惩治与预防——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变迁七十年(1949—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保护青少年权益为核心目的的少年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架构到日趋完善的阶段。其中,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文件,确立了我国"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同时设置了具体的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和审判要求,以契合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价值取向。少年法庭、少年检察机构的相继设立与发展,为实现上述司法干预措施提供了组织保障。但现有的依托于刑事案件的单一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当在区分式的独立少年法体系中,将多元的保护处分、分级处遇程序和关注于事先预防的临界预防程序纳入现有的司法干预体系中,"以教代刑",以更好地实现对青少年不良行为及触法行为的矫治和预防。     

论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与毒品泛滥、环境污染并称人类的三大公害,也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因犯罪主体心智发育的不健全性、认识问题的片面性、意志力的薄弱性等方面原因,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各国立法都对未成年犯加以特殊对待,我国的刑事法律也以"区别对待、特殊保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双向保护"为原则,对未成年犯加以特殊规定。本文在明晰未成年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过程为视角,梳理并对比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中,国际规则、国外法律及我国法律对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论——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95条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在立法上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我国亦已具备建立这一制度的政策、法律与实践之基础条件与现实可能性。值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我国应借鉴国际相关立法并及时总结少年司法改革中的有益经验,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以真正实现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有效保护。而深入探讨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实施程序、法律效果、救济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必将为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合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指导。     

从《联合国反腐公约》谈我国刑诉制度的改进

《联合国反腐公约》包含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规定,就腐败犯罪的追究程序也作出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已经突破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范围,如我国在侦查程序的许多环节,特殊侦查手段,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程序和方式,特别是在犯罪人潜逃情况下如何追回资产,证人作证方式及证人保护等方面,与公约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将根据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定的精神,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诉制度进行理论探讨,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更好的打击腐败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我国逐步确立了双重保护、慎捕慎诉、保护诉讼权利、分案起诉、迅速、简化原则。当前该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存在诸多缺陷,针对这一现状有必要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预防、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未成年人服刑期间及服刑完毕后综合一体的制度完善和创新。     

关于追回资产的国际立法问题

追回转移国外的犯罪资产。是国际法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分支——国际司法合作制度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结合《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分析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司法协助法规则，研究追回资产国际立法初步确立的一整套原则、制度、规则和规范。探讨追回资产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     

简评美国少年司法中的未成年人移送制度

以国家亲权为基础的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注重对未成年犯个体情况的关注,通过对罪错少年的恢复和治疗而希冀帮助其回归社会。然而少年司法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终究存在缝隙,美国少年司法中的未成年人移送制度则是沟通少年司法制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移送未成年人至成人刑事法庭审判意味着放弃对未成年犯的特殊保护。这一程序被认为对保障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美国少年司法刑事政策的转变,移送程序的适用越来越广泛和普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域外司法机制的基本理念可以为我国制定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控制策略和相关司法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搞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促进人权发展——访福建省副省长、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汪毅夫

10多年来,福建省在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权益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近日,本刊就该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采访了福建省副省长、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汪毅夫。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扫描

中国于1990年签署、1992年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于1991年、1999年先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落实这些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一、坚持教育为主、惩     

中德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比较研究

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对适用范围、启动方式、调查程序、裁判、撤销等都作了详细规定。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比较德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仍过于空泛。在适用范围与适用程序方面,两国之规定有着较大差别。德国制度的适用范围在年龄、刑罚等方面皆广于我国,且涵盖品行要求;其适用程序以申请为主,必须进行调查并听取多方意见;其法律后果之效力也强于我国。有鉴于此,我国可借鉴德国有益经验,增加关于适用范围与程序的规定,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引入与完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本土化适用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严峻态势和现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律体系的缺陷,《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时代、经验变迁中形成的未成年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与固有生理年龄标准脱钩的现实境况,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适用对象、范围、程序上的限制实为与本土现实、制度相协调。应处理好刑事责任年龄改革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遇措施的关系,双管齐下,共同构筑体系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案。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仍然呈高发趋势,犯罪类型增多,并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团伙性,成人化等特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健全,对外部世界缺乏成熟的判断力,但家庭管教不良、学校教育不到位、政府管控失当、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不完等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原因更需要我们重视.我国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对犯罪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尽量不适用刑罚手段.     

非监禁刑：犯罪未成年人矫治与预防的路径选择——基于实证的思考

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是挽救并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最好途径,它不仅可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可以预防他们再次犯罪。但由于对非监禁刑价值认识不足、制度存在缺陷、司法环境困扰和部门衔接不畅等原因,我国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还存在适用比例、适用刑种、适用区域、适用属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增加了社会风险;与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相悖,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侵蚀了司法正义;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相悖,减损了刑罚功能。减少、纠正这些偏差,应树立少年司法理念、完善少年司法立法、建立部门衔接机制、探索多种矫正模式。     

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

6月5日,由农工党中央妇委会牵头主编的《问题少年心路探寻》一书在农工党中央举行出版座谈会。座谈会上,农工党中央表示将向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监管总队收容教育所捐赠图书。《问题少年心路探寻》一书的付梓出版是农工党中央妇委会持续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不断为之奔走呼吁的又一重要成果。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汪纪戎带领农工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深入宁夏自治区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后,形成了《关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并做为农工党中央提案提交了全国政协。报告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提案反映的问题和建议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就设立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和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等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报送了专题研究意见。本文为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汪纪戎为该书作的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我国虽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如何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与该公约相衔接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从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到侵财犯罪,将其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我国立法上的完善与借鉴。     

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人生观尚未形成,可塑性大,其诉讼权利需要予以特别的保护。针对司法实践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一编中专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重点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法院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在场等制度,形成了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程序保护性体系,极大地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特别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容。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力度。尽量采取非监禁刑罚措施,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可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限制公开制度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刑罚一直试图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犯罪未成年人轻罪记录限制公开,不仅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评价体系、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