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探析

我国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践中许多地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进行了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随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部分法院的尝试取得显著成效,建构未成年刑事案件和解的程序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应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与我国刑罚的目的,提高诉讼效率,寻求有效的和解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分析解读

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过重,虽然跟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有关,更与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尚未认识到位有关."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帮助未成年人“净身”回归——解读重庆市沙坪坝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模式

沙坪坝区检察院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机制,对我国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刑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广价值。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沙区模式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给予如此高度评价。     

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关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处罚上，忽视教育、感化、挽救的过程；办案工作模式不成熟；没有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独立的检察规则。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机构和程序制度，建立案前调查机制和案后跟踪调查制度，办案中合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     

两法修改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模式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应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又要合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强化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正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需法法衔接,方能形成系统化的处置预防模式,从而构筑起从预防、处罚、挽救未成年人的犯罪治理新模式。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暴力化、恶性化、团伙化、低龄化、成人化和智能化的特点。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等不良影响和矫正制度的不健全，因此，需要重视早期教育，优化家庭教育，建立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家庭防线；重视和改善学校教育，巩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学校防线；官方和社区共同营造社会防线；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构建

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处置的主流手段。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立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机构,科学设置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项目,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意义深远。     

未成年人犯罪最新司法解释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建立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刑事政策基础之上的,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不违背刑法规定的前提下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做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福利内涵及其窘困——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为中心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在于,青少年犯罪的防控机制首先要确立青少年有其自我成长发展的权利,成人社会必须依照这种需求而承担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主要指保护教养)以使这种权利得以践行。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围绕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去建构各自福利性未成年人年刑事司法,并形成了不同的福利模式,我国福利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立法设计、执法机制以及社会环境都还有较大差距,应荡涤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趋紧的迷思,凝聚以儿童最佳利益为中心的共识,确立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专业化司法等共同保障未成年人健全成长的福利教育法模式。     

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合理界限不明所导致的片面追求轻刑化,造成在理论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平衡,在实践上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应该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合理界限,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完善社会矫正工作。     

论轻缓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适用

我国刑法中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目前我国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约有近亿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及全社会的重视。我国坚持并在世界上首先明确倡导了综合治理犯罪问题和整个社会治安问题的方针,针对由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制约和影响而产生和加剧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国更是强调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无疑是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宏伟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工程。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中,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法理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是指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由法定机关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处刑记录的制度,即被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成为零犯罪记录。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健全我国法律体系,为那些曾经失足的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平等、关爱、信任的社会环境,以减少和杜绝他们重新犯罪,帮助他们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前程序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以拯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但实践中落实这一刑事政策目标的具体措施还很不完善。在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送往刑事法庭之前,我国亟需构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拯救、教育制度体系,以实现刑事政策的目标。     

未成年人犯罪与警察裁量权行使

警察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行使裁量权,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部分未成年犯罪者进行训诫,同时作出不立案决定.这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是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表现,是针对未成年人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对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有积极意义.当然,在肯定这种裁量权的同时,需要制订相关的规则对其进行规范.     

中美计算机刑事立法的比较及给我国的借鉴

美国关于计算机犯罪有相对完善的单行刑事立法 ,并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及法人犯罪等作出了特别规定。我国计算机刑事立法在刑事责任年龄、刑法保护管辖原则与法人能否构成计算机犯罪主体等方面有待改善 ,可借鉴美国刑事立法。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亟须完善

<正>目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开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的最主要法律依据,但由于这两部法律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司法实践开展教育、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特殊需要。全国人大代表李其宏结合多年司法实践提出,应为未成年人制定专门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李其宏分析,随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改革探索的不断深化,一些现有     

论未成年人犯罪审查批捕工作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未成年人审查批捕工作,应当在有力打击犯罪的基础上,体现帮助、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刑事司法态度。锦州市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工作多年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成熟的机制和做法,有利于实现执法办案活动中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统筹考虑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我国长期推行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变革机遇,应当在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逐步引入《儿童发展纲要》所确立的"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转变,实现增进权益和预防犯罪的双赢。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的转变,有利于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注入新理念、新动力和新方法,从而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朝着"整合模式"的方向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