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何以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整合—回应—参与”的动态分析模型

将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战略部署。基于“政党—国家—社会”视角,建构“整合—回应—参与”的分析框架,对H村党建引领促进基层治理蝶变案例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与动态互动逻辑。研究发现,H村党委通过价值整合和组织整合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凝聚与政治关系再生产,从而型塑具有责任共识的有机体;党和政府通过话语回应和行动回应,及时高效地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政治信任的黏合度;群众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使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得以彻底激活,形成具有长效且持续的集体行动源。最终,在党建引领下,政党、国家、社会的力量均得以调动和激活,共同促使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变和提升。     

西方政府治理图式差异较析

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这四种治理图式共同演绎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嬗变逻辑,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演变轨迹,并呈现出自身特质和明显差异。综合来看,整体性治理以其独特视角、全新理念和完整框架强力回应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诉求,必将成为"21世纪的大型理论"和西方政府治理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向。     

环保督察制度运作机理与效用逻辑探析——双轨耦合的分析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改进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环境督察全过程，在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科层-运动”双轨耦合的分析框架，观察中央环保督察在J省的具体实施情况。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呈现出科层与运动混合化的治理逻辑，环保督察前期科层组织体系对运动式治理要素的“吸纳”，环保督察整改过程中科层与运动的“共生”以及环保督察结束后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调适与变化，有效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用。双轨耦合治理逻辑下的环保督察，发挥出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双重优势，既为地方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动力来源，又保障了其组织规范，进而实现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双重治理目标。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审思与再造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它的任何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的利益整合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回应要求政府对社会发展和公民诉求做出积极反应与回复。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是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客观使然，更是应对当代社会转型和促进社会稳定的理性选择。政府行为的理念塑造、流程设置以及机制规范，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要素与条件。     

数据即权力：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数据即权力。借用控制权理论,将“数据即权力”操作化为三个要素：数字指挥权、数字督导权、数字考核权。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整合过程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对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代表着部门权力,是权力的聚合点,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展开权力博弈。然而,博弈产生的权力分散化、治理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使得数字平台建设从博弈走向整合。数字平台的整合遵循着从分权到集权的逻辑,整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具有阶段性。每次数字平台的整合,部门之间围绕数字权力都重新进行激烈的博弈,最后权力会重新分配调整,数字平台也会随之迭代升级。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社区云”:社区治理智能化的上海模式

"社区云"是在上海"社会治理一张网"的总体框架下,以居(村)层面为主、集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为一体的社区治理云平台。"社区云"系统将党的领导、社会治理与大数据信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集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为一体,以此为治理平台,丰富自治和共治的内容与形式,以凝聚居民意见与诉求、推动多元力量参与、整合多方治理资源、对接城市基层社会各种需求为主要内容,是有效回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生动实践。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实践样态与运行机制——基于广东省“粤省事”平台的扎根理论研究

政企合作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理论界亟待对已有成功实践进行分析。基于广东省“粤省事”系列平台建设的实践,采用扎根理论尝试构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模式。研究发现,在该政企合作模式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目标是政企合作的驱动力,政企互动目标通过互动机制作用于政企的互动过程,该互动机制体现在：“牵头组织”的统筹机制、混合型组织的多维制度关系内嵌机制、“项目处置”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数字生态价值网的共建机制。提炼了以混合型组织为载体的多元主体型政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样态,以此解释政企合作的本土化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提有益参考,并丰富公共管理学政企合作领域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平台协同监管模式构建:从单一化到整体性——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

互联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构成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更复杂的监管挑战与风险。既有基于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平台自治与社会监督模式都存在内生性监管能力不足,更未能深刻洞察互联网平台本身所特有的复杂性特质。因此,打破传统监管模式的能力瓶颈与碎片化形态并走向互联网平台协同监管,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监管范式。在比较既有的政府管制、平台自治和社会监督三种互联网平台监管模式的理论渊源、价值理念、监管要素与内在不足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基于复杂性理论视角的互联网平台协同监管模式与发展思路,尝试为互联网平台监管模式提供一种新的见解,以期推动“平台善治”。     

基层治理需各方合力共治

多元共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让公众充分了解和参与政府决策,有力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要在全社会形成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氛围,鼓励普通大众和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打造民主、高效、协商的社会治理参与平台,推动基层治理模式的持续优化。     

公共数据共享如何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

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场景下构建了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数据共享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运行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运行过程主要从公共数据平台建立（逻辑起点）、平台开放（中心步骤）、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在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行为主体既要保证整体性思维又要实现协同性流程,从而实现从“管”到“治”的目标,达到从“没有不满意”到“满意”的效果。在作用机制层面,公共数据共享在促进达成“平衡机制”（关键难点）的过程中,通过“细分机制”（方式途径）的实现,完成“增能机制”（目标任务）,最终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公共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赋能的力量,使人工操作与平台智能结合,让数字政府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这需要通过明确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利益边界,维护好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共享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从而为这一转型加速过程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群社协同”：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以H市妇联协同女性社会组织为例

发挥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而基于群团组织“找回社会”逻辑的“群社协同”是新时代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H市妇联与女性社会组织的协同实践,展现出了“共识构建、互动增能、共同体塑造”的本土化“群社协同”的运行机制,有效提升了新时代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效能。新时代优化“群社协同”,党政部门需要注重形成以“有机统一”为目标的治理整合体系,群团组织需要构建以“整合共享”为基础的协同治理框架,社会组织需要推进以“专业化+精细化”为核心的服务能力建设,从而不断提升“群社协同”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效能。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逻辑检视、现实考量及优化路径

政府购买杜会组织服务在全球治道革命与结社革命的共同席卷下,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矫治"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治理新选择。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现有制度安排中,政府通过体制嵌入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行为逻辑当中,社会组织通过"模仿"政府行为来积极回应这种体制嵌入。政府与社会的行动逻辑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凸显了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增强社会治理能力的溢出效应,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滋生了购买行为的雇主化、社会组织的异化、公共服务的内卷化等现象。调适与优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行为,应从营造制度环境、完善制度设计、健全制度支持等方面着力。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