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治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转向

超大城市是中国特色的全新共同体形式,它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公共事务、公共舆论三个方面呈现了超前意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得超大城市治理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意义,无论是在国家统治逻辑转型的意义上还是在执政逻辑转型的意义上,超大城市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新时代前沿。作为国家治理前沿的超大城市治理,必须聚焦于超大城市的公共权力体系现代化建设、超大城市的公共政策供给体系现代化建设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功能定位与实现机制——基于福建省案例的研究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出台以来,各地竞相探索公共数据市场化配置机制,并发展出多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对区域内公共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然而,公共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与实践层面仍然模糊,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研究还不充分。在明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在政府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功能定位与核心争论,并建立对全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差异的宏观认知上,提出针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三维四主体”分析框架,基于对福建省的个案研究,从制度保障、平台建设、实施主体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福建模式的特征、优势和不足,指出福建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赋能数据开发利用的“制度”而非与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并列的数据开发利用的“方式”,从而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定位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宁波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正>一、制定背景《宁波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在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结合宁波多年来在政务数据共享管理的实践而形成的一个管理办法。《办法》的出台对于规范公共数据管理,促进数据应用创新,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公共数据管理要求。国务院于2016年9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     

超大城市基层减负增效何以实现——基于党建引领街道—社区职责异构的解释

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基层治理目标。人口基数大、社会流动性强的超大城市如何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基层减负增效，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共同议题。从实践来看，超大城市的基层减负增效并非不可实现。松岗街道—社区职责异构的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可以成为分析党组织在超大城市基层减负增效中作用机制的样本。超大城市人口流动量大、经济社会多元，基层组织权责倒挂、社会自主性缺失和强烈的问责担忧成为掣肘基层减负增效的困点，打破体制机制桎梏、补齐社会短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为：发挥领导优势重塑街道—社区工作关系，以“管治二分”厘清职责边界、提升联动协调效率；发挥政治优势以党员积分服务弥合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缝隙，缓解基层组织的问责担忧；发挥组织优势以基层党建社会化建构社会自主性，理顺党组织与行政系统、社会力量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使基层组织摆脱职责同构和社会“失灵”的困局。最终，党在组织上的嵌入引领与实质性有效治理的统一将得以实现，进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     

整体智治：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算法化行政：技术何以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

本文系统分析了上海J区“一网统管”模式如何对接市民“12345”民情诉求热线，如何处置网格员通过政务APP以及传感器设备发现的城市治理问题，旨在揭示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等四个环节得以实现。算法平台拟合出城市公共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对行政过程进行标准化控制，促使行政过程按照“最优”方案执行，以此实现城市公共问题的高效解决。在此过程中，算法全面嵌入公共行政系统，挑战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人交互的关系样态，构建了人—机互动的新样态，全方位重塑了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过程。然而，受限于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因素，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未来行政改革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制度配套，推动传统管理模式与数字治理模式的协同。     

协商民主与地方公共治理创新的嵌合

地方公共治理的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层面,协商民主的提升亦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对众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地方公共治理需要在理念再造、制度设计、多元参与、平台搭建诸方面实现与协商民主机制的有机嵌合,并通过体制化的转型,整合协商民主和地方公共治理创新两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实现地方公共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大数据+网格化”模式中的公共数据治理问题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实践中,"大数据+网格化"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模式涉及公共数据采集、共享、公开的全过程,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模式应用中各方权责尚未完全理顺,实践中也发生了基础数据与防控需求不匹配、政府数据共享不畅、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等突出问题。对此,应从公共数据治理出发,区分数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加以解决。在数据采集阶段,应明确基础数据采集、汇总的权限,优化数据报送流程;在数据共享阶段,应以法律制度建设和契约方式相配合,促进政府数据共享的有效实现;在数据公开阶段,应主要以法律手段明确个人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和标准,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由此,将保障"大数据+网格化"模式应用的全面优化。     

“城市大脑”建设:价值意蕴、短板审视与优化路径

作为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转型的必然产物,“城市大脑”是一项极具现实价值的城市治理与服务变革创新型实践。但在建设应用过程中会受到诸如相关顶层设计缺失、制度化保障不足、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赋能、常态化建设运营模式亟待完善、应用场景相对单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厘定正确认知、强化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汇聚公共数据资源、构建灵活高效的建设运营模式、聚焦场景牵引与应用等方面入手,开拓“城市大脑”的有效落地模式。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叉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并非效率革命,而是治理数字化转型阶段政府治理能级升维。敏捷治理以在敏捷性中捍卫可治理性为使命。依据可治理性寻求之进路（制度或技术）与机理（确定性或灵活性）,可将敏捷治理实践划分为“制度创新-确定性寻求型”“制度创新-灵活性寻求型”“技术赋能-确定性寻求型”以及“技术赋能-灵活性寻求型”等四种类型。基于交叉案例研究发现,作为系统工程,公共管理敏捷革命是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敏捷的产物,强调以贯通政府敏捷与社会敏捷为方法。理想形态的城市敏捷治理体系构建需以平台化运作为基础,有机黏合并支撑起“想要敏捷”“能够敏捷”以及“必须敏捷”等完备要素体系,并以控制论为指导,将有效的反馈控制循环植入其中,确保城市治理体系以灵活迭代的方式保持持续敏捷。     

动态能力视角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基于全国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与差异化路径。借鉴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建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全国重点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数据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基于数据的制度驱动型”和“基于数据的创新赋能型”两种高水平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非高水平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则包括“财政与数据限制型”和“财政与体制约束型”两种。结论有助于厘清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为理解差异化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因地制宜地实施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是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抓手,因而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在重新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生产运营、内部组织以及商业模式三个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加速企业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推动实现进口贸易的“高效”与“安全”发展。运用相关数据客观分析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企业主动作为与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的进口贸易;多举措畅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进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渠道。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理和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价值耦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之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性。然而，公共文化服务能否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其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耦合，还存在价值取向、供给机制、供给效能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便成为实现“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价值引领、完善全过程参与机制、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正向赋能。     

有效疏解是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的金钥匙

<正>超大城市因人口和生产要素高度聚集的共性，具有一定共性的治理规律；也因自然禀赋和社会功能不同而具有个性治理特点。超大城市首先是个人口数量划分标准的概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1日零时，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与2010年（六普数据）的1961.2万人相比，十年增加228.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2.8万人，年平均增长1.1%。     

城市依法治理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建设研究

具备有效应对和依法治理重大危机事件的能力,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在依法治理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方面仍普遍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治理机制不顺畅、治理本领恐慌、应急治理意识尚未深入人心等问题。提升城市依法治理重大突发事件能力的关键在于,坚持“五大原则”,统筹“五大环节”,完善“五大机制”,提升“五大能力”。     

数字要素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价值与关键举措

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应成为“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关系变革的切入点,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其对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等的作用机制阐释数字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从实践层面上指出数据要素能够触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创造就业的新空间、提供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以及根植新的消费市场。因此,加快推进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激发数据要素使用活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消费领域新模式、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是运用数字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智慧城市治理的美国镜鉴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城市智慧治理一直走在前列。美国各大城市运用数据驱动决策与服务，构建在线参与平台、数字服务平台和政府资源中心，实现了城市问题的精准识别、城市状况的实时感知、违规行为的精准监管，并使市民能够及时掌握城市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更方便地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这为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探索城市治理的有效方法提供了借鉴。     

完善接诉即办机制 打造韧性城市典范

<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指出：我们将继续沿着接诉即办这条路走下去，进一步探索形成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首都样板”，为“中国之治”作出应有贡献。深化接诉即办改革是推进首都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举措，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指出：我们将继续沿着接诉即办这条路走下去，进一步探索形成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首都样板”，为“中国之治”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