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与时俱进论述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科学论断 ,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新认识。被誉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以历史实际为根据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问题上 ,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认真学习恩格斯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我们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具有现实意义。     

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角色选定

一、在政治上,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色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界定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参政党,参政党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这种位置界定是十分明确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有这样两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其一是:“参政参政,就是参加执政;‘参政’即为‘参加执政’的简称”;其二是:“参政,就是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政权,就是参加执政”。这两种理解虽然在形成上微有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只是后一种理解在“参政”与“参加执政”之间用“参加国家政权”作了一个过渡。这两种理解都是错误…     

专家学者对《两个主义一百年》的评论

本刊第一期登载了辛国安同志书评 肖枫新著《两个主义一百年》一文 ,引起了读者关注。本刊特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对该书进行了点评 ,现选登如下。:肖枫同志的近作《两个主义一百年》是回应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四个如何认识”而写的一部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作者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百年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系统的研究 ,回答了苏东剧变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前途命运存在的困惑。在对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中 ,作者着重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国家关系、党的关系以及与…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现代化新路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中非合作发展普遍意义的讨论

在20世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来自某些发达国家，“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另一种则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独立自主、团结互助建设强国家，谋求广泛的平等与发展的实践探索。过去西方中心的发展观、现代化理论极大地遮蔽了这条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现代化历史脉络及其内部的思想资源。因此，本文希望将讨论视野拓展到与中国具有类似历史经验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历史、实践与理论资源中，理解“第三世界”对现代化“新路”的探索，并尝试建构性地讨论从这条脉络中浮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三个代表"的形成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历史的积淀

中央党校部队分校刘济华同志在《再谈“三个代表”》来稿中指出 :我们说“三个代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的性质的理论特别是先进性理论的坚持和应用 ,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理论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它的形成既是时代的呼唤 ,又是历史的积淀。１．它总结了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在２０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两次高潮 :一次是十月革命的胜利 ;一次是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两次低潮 :一次是６０年代初中苏两党大论战导致国际共运的大分裂 ;一次是９０年代初苏东剧变导…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几个维度——基于两个《历史决议》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两个《历史决议》,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价值逻辑,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自身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逻辑理路至少体现了以下三个维度:在理论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历史进程中,自觉探求对自身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上,以做好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即不断探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价值旨归。研究这三个维度对于当前百年党史学习,把党的历史经验有机地融入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实践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治复兴”与民利主义的市场化政治

中国历史上民利主义以及市场化政治,在宋代“文治复兴”以降发生,具有特定的文化逻辑,是与西方民本主义相区别的“国家民本主义”。国家民本主义与民利主义市场政治是一种具有互通的文化机制。历史上的民利主义市场化政治是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形式和共享空间,这种连接的特点不是基于政治权利,而是基于政治市场之“利”,如此形成了国家与民众即若即离的共主体政治文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体会

《江泽民文选》全面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集中展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认识自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有两个基本的理论观点,即生产力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生产力…     

法制和法治要并驾齐驱——论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我们国家里。已经有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再提“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口号就没有必要了,甚至会造成理论(?)实践上的混乱。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和法治是并行不悖的,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     

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

伟大的实践孕育了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指导着伟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 ,决不是偶然的 ,它是时代的呼唤 ,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是当代实践的产物。它的形成有着客观的现实依据、深刻的历史根据和丰富的实践源泉 ,具有显著的实践性。深刻认识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 ,是全面准确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钥匙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 ,从而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全党的实践。　　 一、实践需要 :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     

“文化台独”理论及其批判

本文对“文化台独”理论进行了全面剖析 ,历史地考察了它的思想渊源以及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通过对其理论观点和表现形式的分析 ,揭露了它为“台独”服务的实质 ,并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提醒人们对“文化台独”理论的危害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新时代青年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展现出的优秀精神品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新时代青年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在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应从加强理论武装、培育历史思维、增强历史主动、践行使命担当四个方面着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自觉加强“五史”学习,在历史经验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认清国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防范“四种危险”;心怀“国之大者”,将个人发展目标融入国家发展目标,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略论理念是思维把握现实的最高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要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认识世界就是主体如实地反映外部对象,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解决“是如此”的问题。“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规定性(2)。”①“要求”是主体在观念形态上对于外部世界“应如此”的愿望;“外部现实性”是主体所进行的物质活动。因此改造世界是主体在观念形态上“应如此”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物质活动,以创造出具有符合人的需要的形式和规定的客体。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在主体的观念形态内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观念形态中的“是如此”如何转变为“应如此”;第二,理论具有的普遍性、间接性和抽象性如何与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直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权问题的思想及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政治研究中,对人权问题有过深刻的论述。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权问题有重要指导意义。 1 人权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权发展模式上,流行一个典型的公式:即“洛克-卢梭-美法人权宣言”,这个公式被等同于“基本人权理论形成和发展”,这种模式束缚了人们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人权概念虽然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首先提出,但人权问题的产生与阶级的产生却是同一历史过程。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作一点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我国多民族国家究竟形成于何时?奴隶制时代还是封建制时代?对此,历史学家还存在分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说:“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认识与思考

人口问题是全球五大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人口问题,是民族地区和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发展的战略方针之一是增强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加速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从“两种生产”理论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两种生产”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是社会生产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人的两重性——自然性和社会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恩格斯也从一般意义上分析过人类自身和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两段话,明确地指出了人口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人类社会出现后,人类自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国家论、政党论……都是在阶级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我们观察社会历史的“基本的指导线索”。他还说过:“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0页) 人类认识阶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已存在了几千年,但认识阶级的存在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法国复辟时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如     

“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学界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将其视作“现实的人”。这种看法没有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即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的历史和作为研究现实历史之结果的理论意义上的历史。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个人只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现实历史过程的“前提”。而作为研究现实历史过程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前提只能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