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中国法律起源于传说时代。追溯其渊源,一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具有掠夺性质的部落战争,二是部落时期由祭礼而产生的"礼"。源自于部落战争的"刑"是后世刑律之源;源自于部落祭祀的礼是以神权为后盾的法。"刑"格外重视法的威慑力,手段极为残酷;"礼"带有浓厚的血缘亲情手段较为温和。融残忍、温情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试论我国加入WTO后的司法改革趋势

2001年12月11日，我国从法律上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这是我国为之奋斗了十多年的结果。     

基于“菲佣居港权”案件判决的几点反思

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下,香港特区拥有了自己的"母法"——《基本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平稳回归,并进入了和平繁荣发展的新时期。然而由于《基本法》自身的"多重属性"以及大陆和香港地区在法律传统上存在的差异,无论是在法律理论层面,还是在《基本法》的实际运行中,围绕《基本法》都产生了许多的争议和分歧,并最集中体现在"居港权"系列案件中。本文以"菲佣居港权"案件为背景,从终审法院判决出发,探讨香港终审法院法律解释规则之运用,以及人大释法机制之运转。当下我们不应简单放大内陆与香港地区在法律解释领域的分歧,而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谋求法律技术的融合,促进思想上的共识。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论我国法律移植“土壤”的培植

法律移植在我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缺少对于法律精神层面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导致法律难以发挥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法律移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实行新的法律的环境,一种有效的资源——法律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法律价值关怀点探微——法律价值的理想性与实际性之辩证关系

西方法哲学流派繁多,法律价值观大相径庭.但法律价值关怀点却总是摇摆于理想与现实两个端点之间,并因此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法的理想性与实际性之辩证关系.     

在百年奋斗与传承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正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月18日,中宣部组织的隆重庆祝建党百年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国家博物馆启动,全国各地随之纷纷响应启动,仿如当年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轮红色波澜。一百年前,泱泱秀水上的那一叶红船承载着信念和梦想起航;一百年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仍以奋斗姿态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应用分析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是在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仿效了医学院利用诊所临床实习培养医生的教育模式。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便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其提供     

法律应当被信仰

许娟在《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上载文《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认为，社会的转型期法律与现实的不相适应甚至相互矛盾确实存在，这使人们往往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和重新审视的、心理，而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权威的主观心理机制，在中国语境下也因此被视为了一种“善良的杜撰”。     

“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研究

"对赌协议"在国内外资本市场频繁应用,然学术界对于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的定性迟迟难下结论,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五种学说,但是此五种学说均不符合"对赌协议"之本旨。评析对赌协议性质的各个学说,有助于澄清司法实践中之误区。关于对赌协议效力之判定,主要应从资本维持原则考虑,避免简单适用无效之法律规定认定对赌协议无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制度自省意义——从《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切入

一、没有发展的增长——法律之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     

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

邓正来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2月版世界结构构成了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历史性条件。于是,我们在审视"中国问题"时必须建构一种"关系性视角"。以此视角观之,中国被"裹挟"进的"世界结构",对其未来发展有着一种并非     

法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法制,就不成为一个国家",建国伊始,董必武就在党内最早提出了"按法律办事"的思想。1949年9月通过《共同纲领》,1950年颁布《婚姻法》,在第一波立法高潮中,毛泽东等领导人民于1954年制定了《宪法》。但云谲波诡,年轻的共和国一度放弃了法律之治而选择了政策之治,带来了无法可依的十年动乱。痛定思痛。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共和国拨转到法制的轨道上来。1979年,《刑法》等7部法律一次通过,第二波立法高潮悄然而至,《民法通则》等唤醒了中     

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法治学说。那么,历经漫长的世纪,是什么力量让法治最终在西方孕育和扎根,并使之影响到当代整个世界的法律观?答案就是对法律的信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这一论     

“赔偿”与“赏恤”——从清末扬州教案的审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

清末扬州教案的处理中,英方要求清政府对其传教士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然而中方视给予英方的经济补偿为"赏恤"。对经济补偿这一法律行为的理解不同,反映了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赏恤"是基于在上者对在下者的恩赐与怜悯,反映了专制体制下的官民关系;"赔偿"则是基于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发生的,是行使法律义务的表现,反映了法治社会中当事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     

从法律形式主义到法律现实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肇始于古罗马,它非学术流派或法律分支,而是一种凸显逻辑作用的法律思想。经过中世纪其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十八世纪欧洲法典化运动以及十九世纪分析法学的发展,使法律形式主义日臻完善。但法律形式主义过于强调逻辑,从而使之遭受到丧失自身自治性的危机,上世纪上半叶勃兴的法律现实主义对传统法律形式主义发动尖锐的批判,它的兴起让法官们不得不重新审慎考量裁决与现实世界间的联系。法律现实主义从反面对传统法律方法提出质疑与拷问,倡导法律方法必须把社会利益的衡量引入到规范的法律论证当中,用正当程序使法律论证成为法学研究的新域地。     

法的基本价值共识与制度选择

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追求。实现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必须有相对统一的法律价值认同。在认同法的基本价值及其均衡的基础上,必须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法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充分运用民主程序构建公共空间,使公共舆论的力量和影响力得以形成,并为法的价值共识奠定基础。     

在法感情与法秩序之间

一般说来,法律秩序是一种具有特殊强制力的社会状态,为社会提供确定性、一致性,为社会主体提供安全保障,为社会关系提供可依循的界限和规则。然而,此种关于法律秩序的论说,虽然指出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在社会秩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却忽视了法感情对于守法行为以及守法者的意义。也正因如此,中国几十年法制建设虽收获颇丰,却大都仅限于书本层面与法律人口号式的呐喊中,而现实中法律秩序之构建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将以法感情缺失为进路,寻探社会生活中法律秩序未能形成之原因,为社会法秩序之构建与践行提供参考。     

法律与大众文化

如果法律在广义上被予以定义和理解,那么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对某个社区起到规约、控制、调整、管理效用的社会文化力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无论从法律之维还是大众文化之维,法律与大众文化都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新鲜论域,而法律与大众文化这一论域在中国的命名将有助于拓展和开阔法律研究的视野,启发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有学术接力与智识创造可能的事业,并为法律学术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材料以及诸多其他可能.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强化国家监护 撑起法治蓝天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被誉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中的"小宪法"。该法于1991年制定,其后分别于2006年进行修订、2012年进行修正。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20多年来,为保护未成年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