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构建

诉讼制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纠纷类型时,必然要求创设新的诉讼形式予以救济。当前我国公益纠纷的不断出现为诉讼审判实践带来了新的课题,也令司法机关直面这类纠纷公益代表权资格的争议。本文始终带着解决国内问题的强烈意识,重点考察各种代表机制的利弊,进而主张我国应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要代表、个人和社会团体为补充代表的公益代表机制,以期为我国公益诉讼研究的推进和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有关问题研究

面对＂诉讼爆炸＂的局面,在我国目前诉讼与非诉讼的功能严重失衡的现实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是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纠纷解决诉讼化的积极性与消极性

权益最大化带来了权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因主体之间的利益对抗而呈现为纠纷;纠纷的解决对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传统纠纷解决途径的功能逐步被诉讼方式取代。这一取代有其客观性和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因当事人诉权滥用、法院案件积压而伴生着相当程度的消极性。因此,只有合理整合非诉讼与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使民众接近正义,接近司法。合理协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一项紧迫任务。     

社会冲突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多样、复杂。单一的诉讼解决纠纷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冲突多样化所带来的压力,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因而十分必要。     

诉讼效益与ADR

诉讼效益是通过诉讼活动所实现的社会效果与诉讼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目前诉讼制度及运作有其不合理性和弊病。实施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一部分诉讼,缓解司法压力,避免诉讼机能障碍和诉讼效益的降低,从而有助于诉讼制度本身效益的发挥和提高。     

论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要通过诉讼与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合理配置有效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纠纷。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就是既要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诉讼和审判机制,又要包括以社会为主体的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科学配置将是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合理的建立,维护了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多元化民族纠纷机制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对诉讼纠纷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其主要发挥了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机制在各民族地区的作用。借鉴曾经在民族地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与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配套的立法。     

论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为适应和谐社会秩序之纠纷解决的需求,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资源,必须建立以司法判决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纠纷,并在法治框架下,使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各种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无论从时代发展还是从当事人自身的实际利益看,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机制都是符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最为合理和应然的社会机制。     

民间借贷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启示——基于温州的实践

针对温州金融纠纷尤其是民间借贷纠纷"井喷"现状,温州市相关部门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解决金融纠纷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现趋于平稳,对相关纠纷解决进行反思,有如下一些经验:应着力建立和健全适合民间借贷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诉讼和非诉讼机制相结合,充分发挥非诉讼机制的作用,诉讼机制应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首先和唯一的手段;加强立法和制度探索,构建一套适合民间借贷纠纷特点的诉讼机制,以多元、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克服当前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