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的审视与分析

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与目标诉求的价值维度来审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总体而言存在着建设理念偏差、缺少整体规划、形式主义突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须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以加强公共服务和民主建设为基本诉求,以科学规划和加强立法为手段,大力推进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提升其专业化运营管理能力,整合和提升网络问政平台公共服务功能,强化网络问政平台健康发展的人才智力支撑,积极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     

市县

海口 网络问政搭建政府与网民桥梁 7月1日,海口网络问政平台在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海口网正式开通。网络问政平台、问政信箱、《问政海口信息摘报》、海口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网上信访大厅、领导上线等6个各有特色的平台全天候接受网民问题。网民可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向海口各区、各部门提交咨询、建议、意见和投诉等。网络问政工作将逐步全市全面铺开,在全市90个单位开展网上办公,其中57个政府单位被列入今年的绩效考核。     

镇海网络问政 虚拟倒逼现实

网络问政很火爆 提起镇海的网络问政平台,镇海百姓无不感到自豪,因为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及时反映相关诉求,而且还能就自己关心的话题与区领导及相关部门进行网上和网下的沟通。镇海网络问政平台是从镇海新闻网演变而来。＂党委、政府的网络问政平台由新闻单位承办,在国内应该不多。＂     

“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涌现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的革新,但技术的升级未必意味着政府回应性的真实提升。已有研究揭示了网络问政中存在政府回应的"选择性"与"有条件性"问题,但普遍存在测量方法的间接性和测量内容的简单性局限。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回应质量究竟如何,我们依旧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缺憾,选取K市领导信箱为研究对象,对其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K市政府回应与公众所提问题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回应时效、回应内容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整体质量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透露出的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专断性、官僚式与形式化的治理思维惯性。探索合作治理型的回应模式,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为之提供标准化、规范性的实践依据,是改进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性的应有之义。     

网络问政节目应为公众所期盼

<正>网络问政节目是拓宽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表达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影响地方政府行政决策和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平台。然而,从一些地方政府举办的网络问政节目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形式、轻内容、走过场等现象,不为公众所期盼,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度和执行力。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应当予以重视和纠正。克服回避心理回应公众关切网络问政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同一时空中构建了政府官员和公众面对面对话的公共空间。     

政府回应性框架下的网络问政及治理思路

政府回应性框架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政府回应放在政治、行政、经济与技术等环境中去审视。把网络问政嵌入政府回应性框架之下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明确了网络问政在影响政府回应因素中的位置,表明了网络问政对政府的回应性的挑战,为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回应提供了思路。网络问政建设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善。宏观层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微观层面,要对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及妥善应对,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回应方式虚拟同现实相结合,回应制度化与常态化。     

对网络问政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通过对苏州市网络问政中政府与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了目前网络问政在公众参与渠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政府回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环境、制度和效果等方面剖析了产生上述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构建网络问政公众参与机制的相应对策。     

论微博问政的规制及导引

网络传媒时代,微博问政作为网络问政的延展,成了公众参与和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新形式。它以灵活、快捷、发散性和互动性强的特点,推动了公众参政、议政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创新。但微博问政面临着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规范化和保护微博问政不仅是民主政治的诉求和考量,也是构建良治政府、实现控制公权力的有效路径。     

网民对网络问政的认同分析与对策——基于广东省惠州市网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为了解新形势下"网络问政"的社会影响力、认同度,以及不同人群对于网络问政的看法与意见,从而找到促使"网络问政"工作链条连贯、持续、有效的方法和机制,本文就广东省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运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发现,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伪民意冲击民意真实性、党政官员问政能力不足、数字鸿沟的存在对网络问政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造成不良影响等三个方面;并为此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应在提高自身网络执政能力的同时,建立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和相关法律体系,加大互联网的普及率,提高公民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进而消除数字鸿沟,多种措施并举,使网络问政制度化和常态化。     

网络问政的意涵、形式与特征

网络问政是网络参与型、互动型的政府信息化阶段的突出标志，是电子治理模式的一种体现。中国的网络问政可分为领导或者官员推动的姿态型网络问政、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引导型网络问政以及由于舆论或者网络性事件导致的压力型网络问政三类，其中，领导型的网络问政受制于个人的认识，缺少制度化的安排，因此作用有限；引导型的问政是制度化的安排，...     

构建问政云平台促进政民互动与信息处理集约化——基于对奥一网及惠州网络问政平台的研究

通过对南都奥一网、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研究,总结分析了中国网络问政平台的主要模式、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并重点探讨了通过建设大数据问政云平台来创新网络问政信息的处理与应用。     

对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的思考

网络问政是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型执政方式。网络问政是信息双向流动的过程,官员既问政于民,民众也求答于官,通过官员与网民的对话,实现政民互动,构建和谐。在正视"网络问政"的不足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进程,将有助于执政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网络问政与协商民主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从中央到地方,互联网上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参与活动方兴未艾.最近,随着网络问政的兴起,政府与公众有了更直接的互动平台.本文对近年网络问政在各地的最新实践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探讨了网络问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网民问政的渠道选择、使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网民问政行为的调查

在众多影响网络问政效果的网民行为因素中,网民的问政渠道选择行为与问政效果有着显著关系。在网络问政的过程中,网民对各种网络问政渠道的使用效率有差异,政府网络渠道的使用效率高于非政府网络渠道,这种差异与网民的职业特征有关;相对于非政府网络渠道,网民对政府网络渠道的期望值更高,而期望值对其问政渠道选择行为有明显影响;网民的网络渠道效能认知对其渠道选择有影响;网民参与网络问政的动因对网民的渠道选择也有一定影响。     

网络问政的常态化与制度化建设

敖翔在《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撰文认为，网络问政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新亮点，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实现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此，应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性运行模式，整合群众问政渠道，扩大网络问政内容的覆盖面，深化问题答复制与责任追究制，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网络问政要“问”更要“办”

网络问政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可以促进公民与政府更近距离接触，加强交流互动，是一种成本较低、速度较快、效果较好的解决政府工作问题的渠道。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既可以使政府的信息更加透明畅通，又可以了解民情、     

网络问政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近年来，网络问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读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交流更加透明顺畅，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网络问政是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生事物。对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网络问政在我国政府管理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但是其发展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网络法律缺失，问政缺乏保障；网络监督缺位，问政信息不安全：网络社会虚拟，问政者身份识别缺失；网络舆情泛滥，问政信息真假难辨等。因此，必须找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提升政府的民主决策能力。     

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本文概要分析了“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意义,重点阐述了“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以及重点难点等.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给出有关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的创新点.     

论网络问政的兴起及其理性限度

互联网从虚拟世界走进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化身"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各种意见和诉求,开启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网络问政"时代.青年组成了互联网的主力军,与政府官员共同构成了网络问政的重要主体.网络问政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必须理性客观对待,警惕网络问政流于形式、疏于责任以及青年网络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领导干部应提高网络问政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领导干部与网民沟通的重要平台,网络问政日益兴起。网络问政给领导干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网络问政能力是创新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