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行政问责必须实现五个转变

要使政府行政问责达到应有的效力,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在制度上,由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转变;在行政理念上,由消极被动问责向积极主动问责转变;在主体层面上,由以同体问责为主向同体、异体相结合,以＂异体＂问责为主转变;在客体上,由结果问责为主向结果与过程并重问责转变;在运作层面上,由暗箱问责向阳光问责转变。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人大问责三人谈——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以食品安全问责为例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实践中运用得也多起来,但其主要是行政机关同体问责,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自己监督自己。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问责为何一直缺位？针对人大问责，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也有所讨论。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人大问责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是人大如何问责？我们期待理论和实际工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是目前党政干部问责制的主要实施形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与传统的干部问题处理方式比较契合,执行起来顺畅,效果显著.但其缺陷也同样十分突出.为此,在实施行政问责时,一定要对行政问责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对行政问责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必须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问责的对象.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渐渐为公众所知,行政问责制度的提出根本是为了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方式,完善国家的治国体系。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推进,显示着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加健全。当前,要围绕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提升提出建议。     

当前我国网络问责的缺失与完善

网络问责,开辟了行政问责的网络视域,拓展了网络时代探讨行政问责制改革发展的理论视角。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大众性和异体性、分散性与集聚性以及便捷性和互动性。当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网络问责的效率,也严重制约了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迫切需要加快治理和完善。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问责风暴使"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成为热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虽然逐步在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但其诸多缺陷仍很明显。本文以行政问责制的运行环境为视角,在剖析其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健全政府绩效制度、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等方面,来推动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转化的历史必然及其构建

我国行政机关中实行的同体问责制,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要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实现问责体系制度化,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完善

当今社会,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行政不作为、行政效能低下、滥用职权等政府腐败现象都十分严重。政府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而服务是通过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来完成的。如何杜绝行政腐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政问责机制是可行途径之一。我国自行政问责建立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要提高我国政府的廉洁程度,缔造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根据我国问责机制中的问题,要想行政问责行之有效,就必须明确行政问责的"谁问"、"问谁"、"问什么"以及"问后的处理"。尤其是问后的处理工作,笔者认为是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关键。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行政问责制完善路径探析

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遇到困境,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就是要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强化异体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完善行政问责配套制度。     

从7·23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的行政问责处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7·23温州动车事故中行政问责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未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