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侦查谋略

侦查谋略是关于侦查活动斗争方式与方法的思维体系,其产生和存在的机制是侦查主体和侦查对象的对抗性、对抗态势的间接性和共生性、侦查主体施谋受法律制约性.侦查谋略的实施需要明确施谋目的、确定施谋焦点、拟定施谋方案以及对施谋过程控制与谋略调整.侦查谋略是运用侦查措施的灵魂,它的研究与发展,对不断丰富与发展侦查学的理论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强化侦查工作,指导实际斗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侦查讯问合理化探析——以司法正当程序为视域

正当程序,可分为立法上正当程序与司法上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就是司法上正当程序问题。虽然我国新旧刑事诉讼法都对正当讯问程序作了合理构建,但实证分析表明,讯问过程中司法正当程序仍未实现。立法正当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司法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不当性有其体制根源、心理根源与证据根源。因而,欲实现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需从其根源上着手构建新的考核体制,建立心理防范措施以及进一步降低口供证明力,以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真正实现司法上的正当程序。     

我国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诱惑侦查常带有欺骗性、诱导性,其所获证据往往通过引诱、欺骗的方法间接获取,因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和其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一度受到质疑。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权衡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有限合法化。我国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应采取主客观混合标准。合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违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并应参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排除。     

侦查动态性思考

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确认、抓捕和相关证据材料的发现、辨别、提取、固定过程以及犯罪事实的未知性,决定侦查活动具有动态性。侦查动态性可以分为侦查言词动态和侦查技术动态两类,应该从侦查动态性本身、权利保障和法律约束性入手对其进行完善发展。     

正当程序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表明,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并承认依法获得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但我国技术侦查立法高度的原则性、粗略性和授权性,技术性、精细化、可控制性不强。基于此,应结合技术侦查司法有效性,从正当程序的视角,审视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理性样态,以期在法治化的界域内,使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实现有效性,还要体现程序的正当性。     

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问题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到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制中,技术侦查材料被赋予了证据的合法地位.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针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应当严格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析侦查实验、搜查、辨认三种笔录的证据能力

立法上规定的刑事证据有七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如侦查实验、搜查、辨认笔录等。因此这几种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笔录是否属于证据以及应当归属于何种证据是个需要迫待解决的问题。     

刍议计算机数据的刑事证据价值及其地位

计算机数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作用日益显著,但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证据具有视听资料、书证和物证的一些特点而又区别于这几种证据,它完全可以独立于其他证据而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因此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及地位,才能更好地研究、利用这种证据,有效地预防、查证和打击计算机及网络犯罪,而且对其他非直接涉及计算机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也能提供科学的依据。     

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之甄别——“历史真相”隐喻对确立“回应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启示

我国理论界有回应型侦查模式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的论断,但长期以来对两种模式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其理论基址却鲜有研究。与历史调查中搜集史料证据以建构＂历史真相＂的路线相一致,回应型侦查的行为逻辑是认识与证明案件这一＂历史真相＂,它表征了＂侦查事实＂的向度、宽度、精度和容度。在回应型侦查活动中,认识＂侦查事实＂和证明＂侦查事实＂是一对既具有相合点、又具有不合点的问题,历史哲学的理论范式为辨析其中的不合点提供了一种方法和工具。研究回应型侦查模式的理论基址有助于侦查学理论本体性的重构。     

浅谈个人财产信息与信息技术侦查

自上世纪末以来,贪财图利型的犯罪日益猖獗。对这类犯罪的追诉,能否查明涉案赃款赃物的种类、数量至关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财产信息成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它反映并能识别个人财产状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个人财产信息资源监控、侦查犯罪,有助于查明犯罪事实和认定证据。但信息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必须从制度上进行设计,使其有法律依据。同时,信息技术侦查容易与公民隐私权发生冲突,应当对这种冲突进行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诱惑侦查的若干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对重大复杂案件侦破难题的解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从侧面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以及在由其所导致的诸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诱惑侦查相关措施的完善问题等方面,亟需进一步的立法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疑似命案立线侦查刍议

立线侦查作为立案前的一种前置性侦查手段,在疑似命案侦查工作中发挥着其他侦查模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疑似命案立线侦查工作中必须把握好几个环节：一是把握侦查行为合法性和证据转化环节;二是在警情研判评估后确定是否开展立线侦查;三是在相对秘密的前提下开展侦查工作。     

正当性及其在侦查取证程序中的体现

侦查取证程序所查明的事实和获得的证据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侦查取证程序又承担着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任务。作为程序正义重要标准之一的正当性在侦查取证程序中应该体现为程序立法正当、程序运行正当与程序监督与制裁正当等三个方面,以确保侦查取证程序正当化的实现。     

冲突与平衡: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的保障——以新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原则之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依据

由于诱惑侦查需要采取暗示或诱导等手段,使侦查对象陷入一定的错误认识从而实施犯罪行为,所以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另一方面是侵害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必须要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制,最大程度上减小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确保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达到打击犯罪的效果。     

诱惑侦查适用之我见

诱惑侦查可分为积极诱惑侦查和消极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必须由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主体行使,并能掌控其实施过程;应严格限制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并实行审批手续;诱惑行为要适度。诱惑侦查是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法律应允许其存在并予以支持,但对客观上制造犯罪的诱惑侦查应明令禁止。对积极诱惑侦查所获取证据不能采纳;而消极诱惑侦查获取的证据应有限度地使用。     

试论中国侦查制度的特异及侦查学的改造

中国侦查学面临着制度和知识谱系的双重困境。在制度上,中国的侦查制度具有认识论的偏至性和去程序化的色彩,与现代侦查理念构成严重冲突;在知识谱系上,无论是学科构造还是研究路径与方法都对建立完善的现代侦查学构成挑战。中国侦查学要走出困境,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造和更新,以证据调查学来重构和取代侦查学。     

实践的隐忧——论特殊侦查中的证据转化

随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以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特殊侦查措施被明确纳入了刑事司法轨道,依靠该类措施获得的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法律的规定并未能阻却实践中特殊侦查所获证据被大量转化的命运,而且这一转化大有架空制度规定,侵蚀法律程序的趋向.专权思想、保守侦查秘密,规避监督与制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规范侦查权,明确侦查公开,合理保守侦查秘密,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提供协同性的配套措施能最大限度地消解证据转化,保证现行法律被高效执行.     

隐私权视野下我国侦查立法之检讨——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侦查的功能与价值,在其程序设计上充分映现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平衡。这一程序的特点,极易让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在侦查实践中,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现象屡有发生。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了诸多修改,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但在刑事侦查阶段的隐私权保护方面仍然涉及甚少。有鉴于此,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相关立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为核心的相关侦查立法,在侦查活动中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规范化研究——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依据现有刑事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是一种法定证据类型,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阶段具有电子数据初查权。在初查阶段,侦查机关只能采取任意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不能使用强制侦查措施。但由于程序规范上的失位、措施运用不当等原因,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收集呈现出立法衔接不畅、类型界限不清、收集方式笼统等问题。追本溯源,应归因于目的与手段的比例失衡。基于比例原则的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相关要求,应从明确初查程序法律地位的妥当性、明确初查中任意侦查措施的必要性以及调查核实权益保护的均衡性等方面促进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