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化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

信息化侦查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崭新的侦查模式,其对提升打击犯罪的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对信息化侦查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侦查机关尚未建立内部防控机制,侦查机关及其人员保护公民权利的意识薄弱,从而导致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的隐私权经常受到侵害。必须通过加强对信息化侦查的规制,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侦查机...     

论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侦查权具有发现事实和追究犯罪的功能，既能够保护公民权利，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害。公民权利具有限制侦查手段的作用。为保护公民权利，侦查权应当坚持其符合法律性、中立性和科学性。     

论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司法应用

目前,诱惑侦查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已客观存在,在经济犯罪侦查中,"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具有合法性.为了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诱惑侦查而对公民法益造成侵害,应当对诱惑侦查加以规制,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客体、主客观要素,并建立严格的诱惑侦查审批手续,同时从监督机制上加以规制.     

诱惑侦查的运行冲突调试——以钓鱼执法案切入

在钓鱼执法案被从取证方式上予以否定之后.我们对诱惑侦查必须作出理智的思考,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并不具有超出工具以外的任何道德意义,本文试图在实体法上,从义务冲突角度对诱惑侦查合法性作出新诠释,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重新架构比例原则,在程序法上试图作出相应的冲突调试.     

论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刑事强制措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公民权利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难免遭受不正当权力的侵害,因此需要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在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多体现在违法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上。文章从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出发,试图寻找解决冲突的方法,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诱惑侦查之法理冲突与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容易引起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间的紧张冲突,司法伦理与追击犯罪理念的激烈对垒。对诱惑侦查的适用应当贯彻和遵循必要原则、司法审查和救济原则、充分嫌疑原则、明确区分原则。     

隐私权视野下我国侦查立法之检讨——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侦查的功能与价值,在其程序设计上充分映现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平衡。这一程序的特点,极易让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在侦查实践中,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现象屡有发生。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了诸多修改,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但在刑事侦查阶段的隐私权保护方面仍然涉及甚少。有鉴于此,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相关立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为核心的相关侦查立法,在侦查活动中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诱惑侦查适用之我见

诱惑侦查可分为积极诱惑侦查和消极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必须由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主体行使,并能掌控其实施过程;应严格限制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并实行审批手续;诱惑行为要适度。诱惑侦查是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法律应允许其存在并予以支持,但对客观上制造犯罪的诱惑侦查应明令禁止。对积极诱惑侦查所获取证据不能采纳;而消极诱惑侦查获取的证据应有限度地使用。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信息主导侦查与人权保障

中国社会在面临双重风险社会挑战的关键时刻,需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实施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信息主导侦查作为警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侦查部门的整体战斗力。但是信息主导侦查缺乏有效外部监督,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目前需要解决信息采集与人权保障、网上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律规制等问题。     

毒品案件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及立法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毒品案件的侦查中已广泛应用。毒品案件中的诱惑侦查应当是为了侦破隐蔽性极高、组织性极强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侦查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人“货”俱获,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手段,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毒品犯罪必须采取的一种侦查措施。但是,由于在我国诱惑侦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难免有合“理”不合“法”之嫌。因此,需要将诱惑侦查手段纳入法制轨道,对侦查机关既授权又限权,通过正当程序平衡诱惑侦查手段实施中产生的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冲突,保证诱惑侦查在毒品案件的侦查中理性运用。     

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理论界习惯于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借以认定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种"两分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缺陷。在对国外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立法和实务中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审查法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的标准。     

诱惑侦查定位之辩——实体法与程序法之争

诱惑侦查,归根结底是一种侦查手段,与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息息相关。然而,在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应从实体法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其进行分析亦或是从程序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规制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倾向于将诱惑侦查问题划归《刑事诉讼法》的范畴,认为诱惑侦查行为应当划归为侦查行为的一种。只有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认识,才能正确掌握诱惑侦查的实质。     

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司法应用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手段之一,是侦查智慧和谋略的体现,但在我国经济犯罪侦查 中,它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了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我国应当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在 程序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和效力,在实体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法律责任,以利于 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诱惑侦查在系列强奸案件中的适用研究

系列强奸案件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能够对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侦查系列强奸案件中不可避免要使用到的一个手段是诱惑侦查,而诱惑侦查又是一种饱受争议的侦查,批评之声甚多,因此,很有必要从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使用的原则等方面对诱惑侦查在系列强奸案件中的使用进行分析并予以规范和引导。     

我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反思与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侦查手段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对于我国侦查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国和日本两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可以看出,现代法治国家在努力寻求打击犯罪时侦查权的扩张与保障人权时侦查权的规制之间的平衡。基于从价值、操作层面对诱惑侦查的评价,应以规制诱惑侦查中特殊侦查手段与秘密力量的使用为着眼点,确立我国诱惑侦查事前、事中与事后的相关规制制度。     

对诱惑侦查的理论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是“行之有效”的。但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大量运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而受到司法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就诱惑侦查的历史沿革、概念界定和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对诱惑侦查进行了价值评析及选择。同时,在对我国诱惑侦查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诱惑侦查的立法构想。     

论诱惑侦查与刑法的关系

诱惑侦查手段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运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基本理论的定位还存有重大争议。本文试图对警察圈套和诱惑侦查这两个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概念上的辨析,并从刑法的角度对诱惑侦查存在的价值进行评析,同时从教唆犯罪的角度对诱惑侦查后果的处理作一设想。     

《域外诱惑侦查理论研究》出版

正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何雷博士的专著《域外诱惑侦查理论研究》于2013年1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对国外诱惑侦查法律规制的重新梳理,借鉴经验,并结合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即诱惑侦查措施的研究基点,在厘清我国诱惑侦查存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诱惑侦查实施现状,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诱惑侦查规制路径,同时提出了对我国诱惑侦查应然性     

认识错误与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法理论上所讲的认识错误与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认识错误是不同的,警方是否对行为人认识的对象施加了某种影响,成为上述两种不同认识错误得以区别的根本原因。由于警方的介入,行为人与被侵害对象之间的正常行为接触受到了干扰,这种干扰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以及程度大小会产生相应影响。     

关于诱惑侦查诸问题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及其他参与侦查活动的人员通过诱惑性方式诱使某人实施犯罪行为或促使犯罪行为暴露的一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有多种分类方法 ,较为流行的是将其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罪诱发型”两类。诱惑侦查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使用 ,但也可能被违法地使用 ,因此 ,不宜笼统地将其视为非法而予以排斥 ,但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制约。将诱惑侦查限定在无被害人案件 ,似乎范围过窄。诱惑侦查只能针对已有犯罪意图并正在寻机作案或可能继续犯罪的人采用。由于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较为多样 ,所以其策略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