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珀行政责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主导思想和灵魂。库珀是当今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行政伦理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库珀以行政责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提高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与伦理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建构其完善的行政责任伦理,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四要素之间的影响。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完善了西方行政伦理制度的研究,同时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行政伦理评价中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伦理评价对于行政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伦理评价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阐述了改善行政伦理评价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建立和健全行政伦理评价的制度性规范 ,要在政绩的评价中重视伦理评价 ,要提高行政伦理评价主体的评价水平 ,要重视行政伦理评价成果的积累和利用。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的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对行政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作出某种决定或者选择。行政决策能够执行和执行后的效果关系到政府能否顺利履行职能,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对其执行情况和决策效果进行评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建立一套合理、公正、高效的评估体系。     

服务行政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建设

我国目前还处于管理型政府阶段,这导致行政伦理的推行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转变观念,奉行服务行政的理念,那么行政伦理的建设就会有另一番突破。从服务行政和行政伦理的内涵出发,对行政伦理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揭示了服务行政理念对困境解决的价值指导作用,进而提出服务行政理念对行政伦理建设的突破途径,以期对行政伦理的建设提供一条思路。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是提高决策质量、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创新制度,有必要在探讨其概念特征、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外制度的实践经验,系统建构我国的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36条对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略,建议将其独立成章,对评估的主体、对象、程序、标准、方法、效力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法治化。     

试论当代中国行政决策伦理建设制度安排

在当代中国，行政决策伦理建设制度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情反映制度、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监督制度、责任制度，等等，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当代中国行政决策伦理建设的重要保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

二○○九年八月十四日宁政发[2009]208号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现将《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评估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评估暂行办法第一条为加强我市重大行政决策评估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特制定本办法。     

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务员伦理关系问题探析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个人主义理念将使自我利益、组织利益和效率在公务员的伦理决策中成为起支配作用的标准,新公共服务的平等主义理念则使利益相关者和个人的道德等标准成为关键的伦理标准,传统行政管理的层级制视组织原则和法规等为重要伦理标准。不同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务员的伦理决策或非伦理行为间是存在一定关系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三种行政管理理论之间并不是相对抗的,而是互补的。     

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探索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来实现公共利益,在此过程中行政组织伦理起到了关键作用。行政组织只有具备了行政伦理,才能维护和保障公民权益,保证社会健康运行。文章分析了我国当代行政组织的伦理精神内涵,总结了建国后行政伦理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转型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由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调查引发的思考

转型期加快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已经成为政府建设的新任务。本文从对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的现状调查出发,从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体制不完善、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影响深远、行政环境变化深刻等角度分析其失范的原因,进而从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我国公务员培训质量评估研究探析

正公务员培训质量评估是评估机构在一定的评估目标指导下,依循科学的评估原则和程序,由评估主体、评估方法、评估指标和评估工具构成的衡量公务员培训质量高低并辅助行政决策的科学体系。国内管理学、行政学、政策学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多种有效的评估体系模型,形成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公务员培训质量评估研究的源流对相关研究成果检索发现,有关"干部培训"的文章可溯及薛征1955年发表于《统计工作通讯》上     

地方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考察与评估

我国各地开展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其理论储备并不充分。从当前的评估结果来看,地方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整体质量水平不是太高,无论是在宏观的体系架构上,还是在微观的制度设计上,都不免存在着些许的瑕疵。未来的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应当走全国统一立法的道路,并对行政决策的概念、行政决策程序的价值目标以及制度构成和责任追究等基本要素作一个全面、科学、合理的设计,以将行政决策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     

论公务员的责任冲突及行政伦理决策

公务员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会面临权力冲突、角色冲突以及利益冲突,这就要求公务员在实践当中面临责任冲突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时必须按照公务员伦理决策的标准合理地做出行政伦理决策,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行政伦理建设

徐彦伟在《探索》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对行政主体的行政伦理的更高要求。当下，行政伦理缺失现象较为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文化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看，在于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扩张以及行政主体的侥幸心理。对行政主体进行民本思想教育、完善道德立法以及严格惩处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     

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的失范与重构

本文在梳理行政伦理概念的基础上，阐释现代化转型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诉求，剖析行政伦理的失范形式及其文化、体制根源，并提出从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两个视角重构行政伦理。     

诚信政府的行政文化审视

政府的诚实和信用是实现社会诚信最起码的根基。从行政文化角度审视,政府失信会严重影响公众的信心和社会信用文化环境。建设诚信政府的行政文化支点则表现为:行政决策文化创新、行政伦理文化创新、行政法治文化创新和公务员职业道德文化的创新等多方面。     

大部制改革给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带来的契机分析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部制"改革成为我国社会和学界议论的一个焦点。大部制改革必将会对行政伦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为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提供难得的契机,为行政伦理提供发展环境,为行政伦理的融合和明确化提供了条件。     

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关于沈阳市政府行政决策程序及其法制化的调研

政府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是推进政府行政决策科学、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核心,其行政决策过程及程序的重要性更彰显推进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的紧迫性。对沈阳市政府的行政决策程序及其法制化问题进行调研是为了发现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问题,总结经验,规范行政决策程序,为实现沈阳市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民主、法制提供可操作性的办法,对完善我国未来行政决策体制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对当前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