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历史性”的理解

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历史性不同于历史学意义上的"经验的历史"或"历史事件".在生存论意义上,历史性是指"此在"在源始时间性基础上的"演历".因而,"历史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生存论的存在论范畴而不是历史学范畴.     

文化哲学研究的实践生存论回应

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中,主客模式与科技主义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主导范式,通过审视这些研究范式,可以发现它们对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几乎都未给予很好的思考和回答。在反思上述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生存论文化哲学观,主张应从实践出发理解人、发展人,从人的存在与发展基点出发理解文化存在的本质与功能,并认为,在建构实践生存论文化观的过程中,西方生存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想都是可用以借鉴的思想资源。总的来看,以实践生存论来理解文化,文化就是人类关于自身生存状况的自我意识的意义表达。     

人尽其才 治国之本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     

人的存在方式与价值探寻的变迁

人作为单纯的认识主体时,其价值追求与真理追求是一体的,这时求真是哲学研究的重心,同时也是人的价值追求之所在。当人由认识主体转换为存在者,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获得了突出的关注,价值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心。当人的生存集中于人的行为时,作为行为者,其行为方式、状态和效果不同,引发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价值的生成性、内在性和有用性等价值属性的思考。     

关于应该、善和价值存在本性的几种理论

客观论是一种认为善和价值存在于客体之中的无价理本体论。而实在论和主观论以及关系论都是夸大客观论的某些方面而导致错误的。实在论夸大应该、善、价值产生的源泉和存在的实体方面,主观论则夸大应该、善、价值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方面,关系论则把"价值是客体的关系属性"夸大成"价值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把"价值是客体在与主体发生关系时产生的"夸大成"价值是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中产生的",从而误以为应该、善、价值产生于、存在于主客关系中,是一种主客关系。     

从宗教的历史演进看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宗教意识乃是整个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当社会存在由此过程向它过程转化后,社会意识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与变化了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转化。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适者存,不适者亡,这是一切社会精神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当然也是宗教意识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一、从原始宗教的功能看,它是与原始社会实践相适应,随原始社会发展而递进发展的过程原始社会早期,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靠自然界的“馈赠”以维持生存,因此决定了先民们的崇拜意识主要以反映人…     

恩格斯自然概念的存在论蕴涵北大核心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概念绝非指流俗意义上的现成自然物的机械总和,而是基于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实现的对源始自然流变涌现的存在论澄明。正因为如此,只有借助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论资源才能够真实地进入恩格斯的理论语境探讨所谓的"自然辩证法"问题。重新解读恩格斯辩证法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仅有利于实现对恩格斯"科学主义者"这个名号的"正名",而且还有利于厘清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语言何以是存在的家?

追问存在的意义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问题。海德格尔后期走入语言，敢语文－存在思想。他通过词这分析揭示了存在与语文的源始统一性。语言的本质在于存在之言说即道说。思存即思存在现象学地展现和给予亦即存在之历史，存在历史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亦是此在的家，存在在语言中生成并保持其本真历史。     

道在术中：《庄子·天下》道术分离之困境及其化解

《庄子·天下》对于先秦学术史的分疏乃是基于道、术分离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然而这个道、术分离的判断依然是一个需要被追问的话题。实际上道、术的对举乃是道术与方术的对举,而道术与方术的对举是＂以物观之＂的态度,此态度并不透彻。由此导致《庄子·天下》中存在道术为一,却又分离的困境。更为透彻的观念是以道观之。如＂以道观之＂,则道术与方术并不存在对举现象,＂以道观之＂,道、术为一,道在术中,对于学术史的梳理应当回到＂以道观之＂的观念,如此《庄子·天下》中所存困境即可化解。     

恩格斯自然概念的存在论蕴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概念绝非指流俗意义上的现成自然物的机械总和,而是基于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实现的对源始自然流变涌现的存在论澄明。正因为如此,只有借助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论资源才能够真实地进入恩格斯的理论语境探讨所谓的"自然辩证法"问题。重新解读恩格斯辩证法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仅有利于实现对恩格斯"科学主义者"这个名号的"正名",而且还有利于厘清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康德理性思辨进程与自由的绽出

思辨理性的进程以理性存在为前提，通过理性存在的本质展示人之“此在”的自由必然；任何关于“此在”的理解和追问就是对“人与世界如此存在”问题的关怀；作为人的主体行为的模式，康德认为时空都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凭借关于时空的纯粹思辨，理性同样能够在知性对象以外构建起绝对的原因世界；理性思辨的目标不是现象、条件者和有限，而是绝对的源泉、无条件者和自由之在。本文沿着上述逻辑阐述了康德理性思辨的进程，并以此探讨康德哲学里的“回归自由”之路。     

历史必然性问题的三种观点辨析

历史必然性作为历史规律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特征，在20世纪伴随着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成为国际理论界的争论热点。大致形成了“严格必然论”“偶然论”和“可能论”三种观点。它们各有侧重与可取之处，但又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因此，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区分“偶然内的必然”与“偶然外的必然”、坚持“理论的必然”与“现实的必然”、“客观必然与“主体能动”的辩证统一，不仅有助于拓展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研究视野，对于深化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海德格尔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颠覆与再奠基

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有着密切的联系.海德格尔以自己批判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世界中,“形而上学”已经是存在者的真理的象征,并从“意识”的逻辑演绎转向对“此在”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的分析.海德格尔以“生存论的存在论”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基于对存在的追问,进而从近代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深度的探索,从而探寻了拯救“时代精神状况”的出路.     

论幸福本性

快乐的心理体验是幸福的主观形式 ,是幸福的主观本性 ;人的需求之满足和生存发展之完满则是幸福的客观内容。如果一个人感到快乐而幸福 ,是因为他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了真实的实现 ,那么 ,他的快乐的心理体验之幸福的主观形式与他的需要得到实现和生存发展达到完满之幸福的客观内容便都是真实的。幸福的真实性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相一致的本性。反之 ,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重大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了虚幻的实现 ,那么 ,他的快乐的心理体验之幸福的主观形式与他的重大需要得到实现和生存发展达到完满之幸福的客观内容便是不一致的。因主体不同而不同的幸福是相对的幸福 ;不依主体而转移的幸福是绝对幸福     

通往他者之路的实践论反思

对于他者的理解和解释是哲学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西方哲学史上,面对这一课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即以意识问题为核心的认识论方法和以存在问题为核心的生存论方法。因为它们各自理论的偏颇,使这两种进路都不能够完成对于他者的理解和解释的任务。马克思所开启的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辩证地反思了认识论方法和生存论方法,它用实践的观点建构起他者的存在,同时为理解和解释他者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从形上性体到本源情感——孔子之“仁”的存在论阐释

孔子之“仁”的提出从根本上乃是要为“周礼”的复兴与重建奠定新的基础.由于“周礼”作为一整套的制度规范建构是属于形而下者,那么为之奠基的首先应当是某种形而上者,所以“仁”在孔子那里便首先体现为他的“仁学形上学”的建构.在孔子的“仁学形上学”中,“仁”首先是指天道内在于人的德性,亦是形而上的“本体”；其次,此德性之“仁”作为形而上的“性体”,一方面它具有一种“至善”的品格,另一方面它还有导人“向善”的意义.然而,从当代的“形而上学奠基”的视域来看,此作为形而上的性体的“仁”及与之相关的“仁学形上学”仍是有待奠基的.在孔子那里,能够为此形上性体之“仁”和“仁学形上学”奠基的观念就是作为本源情感的仁爱,后者乃是人的最源初生活体验,是先行于一切主体性存在者的在场,并使之存在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人的本真存在样式.同时,这种本源的仁爱情感,一方面会显现为一种差等之爱,另一方面又会具体表现为一种“爱而利之”的行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导致了现实的利益冲突问题,后者使得作为制度规范之“礼”的建构具有了必要性及可能性.     

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

康德的政治哲学通过对作为自然概念的政治和作为自由概念的政治所作的阐明,最终确立了道德在人类政治行动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为自然概念的政治开启了关于人之存在的生存论视野,指明了非社会的社会性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存在特性,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共在和冲突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基本生存论境域,从而间接地展示了人类政治行动的道德基础;作为自由概念的政治揭示了政治行动作为体现人类理性以及基于理性之自由意志的实践活动,从而直接地确定了道德对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汉魏时之四部”补证

《目录学发微》于卷四“论汉魏时之四部”推论：“四部者，即指六艺略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此论可待商榷。依据《初学记》和《北堂书钞》的两条材料为基础进行辨析，汉魏之际的“四部”之名应当是有两种内涵：一种是余嘉锡之论可备一说；另一种是汉魏之际“四部”之名与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是相同的。     

海德格尔真理观的哥白尼革命与后现代转向——从认识论之真到生存论的自由绽出与意义澄明

海德格尔对工业革命的后果与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的摧残进行哲学总结,考察了欧洲哲学史上自古希腊以来的真理观,借鉴了老子《道德经》的辩证法,把真理论从传统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符合论转向生存论意义上自由的绽出与意义的澄明,又从对此在个体生存真理的解蔽转向对世界整体多元存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真理的绽出,实现了哲学史上真理观的哥白尼革命和后现代转向,克服了传统真理论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体现了真理的生存论实践意义和辩证发展的过程性。     

屈从于对象的主体——论胡塞尔现象学中主体与对象关系的另一面

列维纳斯在伦理领域中揭示出了主体对他者的屈从关系,但他并未揭示出在先验现象学认识领域中,也有主体对于他者(作为不同于主体的对象)的屈从关系。在先验现象学中,意识和对象的原初的意向关系是意识与物的意向关系。在物与意识之间,有着存在论上的差异,而主体对于物(对象)的屈从关系的基础则在于物的存在方式。这导致了主体对对象的屈从的两个方面,即悬搁和直观。首先,悬搁并不是主体任意加给对象的,而是由对象的存在方式所要求的。其次,直观也不能够任意地显现对象,相反,直观必须符合于对象的类型并被物区域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