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腐败成因的管理学探析

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腐败的客观基础是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间的矛盾,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从寻租角度看,转型期中国的寻租环境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从委托—代理角度看,腐败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失灵。     

腐败的经济学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进行探讨。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腐败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权力是联结政府官员与公众的一种特殊产品。因此具备成本─—收益相统一的内在规定。公众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官员是权力的行使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政府官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中充当理性经济人和权力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腐败正是双重角色冲突围绕成本—收益的比较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建立成本－收益的均衡统一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因此，要提高廉洁行为的收益，以建立一支执法严明的司法队伍、从严惩处腐败分子、加大经济处罚力度等措施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     

论我国反腐败成本及其控制

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行为者因腐败行为而付出的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代价。腐败成本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成本明显不同：第一，腐败成本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一般社会活动的成本至多也只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三个部分；腐败成本则不仅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包括政治代价、精神代价、法律风险和道德损失。第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

腐败既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腐败活动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是在腐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彻底的反腐败应该是一场长期的、全面的制度性的努力,即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变腐败活动的成本收益状况,把腐败活动的私人总收益降低到最小,并把惩治腐败的社会总损失降低到最小。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系统腐败现象频发,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文章分析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腐败行为发生的客体、非理性腐败和反腐倡廉政策的成本收益评估等问题,这有助于使腐败研究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更趋完善和系统,对腐败现象的解释力更强,从中引申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更趋合理.     

腐败成本的现实分析

腐败滋生蔓延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我国,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低是腐败滋生的原因之一。在现有体制下,与其所实施的腐败行为相比,腐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所承担的精神压力等方面投入的成本较小。公职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低、公共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相应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是腐败成本低的主要原因。     

浅谈腐败的成本收益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在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负面的行为,这些负面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秩序和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腐败首当其冲。本文试图从腐败主体的微观成本与收益入手进行分析,探讨腐败的机理及发生过程的规律,并依据分析提出相应建设性对策。     

腐败成因的行为学分析

对于腐败问题,无论从什么视角去研究,都离不开行为这一最基本的范畴。腐败,归根到底就是公共权力行为的异化。本文通过对个体行为基本模式的分析,提出了腐败行为的基本模式,从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了透视,找出了腐败行为成因的基本要素,揭示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并指出,腐败机会对完成腐败行为具有突出作用。     

提高腐败成本重典治腐惩贪

针对当前惩治腐败有嫌偏轻、偏软的不足 ,提出提高腐败成本、重典治腐惩贪是遏制当前腐败蔓延势头的现实选择的观点。提高腐败成本着力从加大查处力度、打击力度入手 ,致力提高腐败分子的名誉成本、纪律和法律成本、经济成本 ,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从而从“标”上达到遏制“前腐后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