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任性”的发生机理与防控措施

权力的"任性"主要是权力主导者在行动权的认知上缺乏责任意识和民意导向,在控制权的认知上缺乏对权力边界的勾勒和厘定,造成了政府权力的随意性使用。因而,一个不"任性"又有为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民意政府,一个责任政府,更是一个有限政府。只有深刻理解权力"任性"的发生机理,树立全新的施政理念,实施有效的防控措施,营造有为政府的社会环境,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实现良善的国家治理。     

法治政府:政府非常态能力的理解

一、关于政府能力的理论梳理 学界对政府能力的理解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宽泛意义上的政府能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府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以暴力机构为后盾,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组织。因此,政府能力是公共权力组织所拥有的能力,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公共权力组织的能力。王绍光和胡鞍钢把政府能力、国家能力和中央政府能力作为同一概念,“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旨、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     

用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正政府权力清单是改进政府治理方式的源头性问题和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有利于真正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政府责任场域中的悖论空间

责任是一种关系性的社会建构。政府责任的场域就是由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构成的分析范畴,其中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行动逻辑、模棱两可的两难选择和悖论性的命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府责任场域中的悖论空间。为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政府责任的实际处境,可以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为分析焦点,从行动者、规则系统和互动关系三个基本方面对这一问题空间进行勾勒和描述。     

论对政府行政权力趋腐性的规避

政府的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性 ,这些特性导致了政府行政权力自身有向腐败发展的趋势 ,在没有外在力量制衡和约束的条件下 ,这种腐败的趋势将是必然的。从根本上治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腐败 ,就需用外部力量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内在特性发生作用的条件     

中国政府权力实施过程中权力半径的分析和思考

在政治学领域中,"权力"二字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探索政治社会学中的"权力"结构,在我国政府实施权力过程中探讨权力半径以及权力半径的现象如何存在,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中发生的一些腐败事件,有助于提出权力半径在政府权力实施过程中发挥的效应,以及如何防止权力腐败现象。     

对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的思考

政府职能的设定与履行过程中,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变得十分迫切。行政职能的转变模式是建立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路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     

以行政公开为视角谈人权保障

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是以保护人权为首位,而行政公开是保障人权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我国在行政公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为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还必须从制定相应法律、平衡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权、完善说明理由制度和确立相应的救济制度等方面确保行政公开的确立,以真正向公民权利至上发展。     

对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的思考

政府职能的设定与履行过程中,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变得十分迫切.行政职能的转变模式是建立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路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     

依法行政不再路漫漫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十年打造法治政府”的光明之路。无疑，这也是一条艰难之路：需要冲破旧体制的樊篱．摆脱“官本位”的束缚；需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理念，自我约束手中的权力；还需要彻底扭转“越位”、“错位”和“缺位”，实现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归位”……这些问题说说容易。解决起来确有难度。但这又是一条建设法治政府、迈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直接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进程．也直接关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攻坚在前．时不我待!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执政为民”谱新章——就《行政许可法》的实施访自治区法制办副主任陈伟雄

《行政许可法》从1996年起草到在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再到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制定时间之长,讨论次数之多,改动幅度之大,参与面之广,在我国近年来的行政立法中是罕见的。这也就注定了它的不同凡响。它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的创新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将进一步凸显。     

实施行政许可法任重而道远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必将推进我国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 ,推进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个进程。此点令人兴奋与激动 ,但是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应该看到 ,实施行政许可法 ,肯定会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首先 ,某些“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是实施该法的最大“阻力”。我国现行的政府体制弊端可用四句话概括 --政府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利益化 ,获利途径审批 (行政许可 )化 ,审批方式复杂化。最终目的就是“收费”。国家权力被异化到某些“地方”、“部门”。由于行政许可法触及到深层利益格局的…     

政府管制权能的变革

放松政府管制已成为世界潮流。WTO规则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 ,迫切要求变革政府管制权能 ,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 ,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缩小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以保证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促进市场经济自由、健康地发展。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意见

正辽政办发[2014]24号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要求,深入推进我省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现就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浅谈新形势下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权威

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权力性因素逐步减少,导致政府的权力性权威明显弱化。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尤其需要加强政府权威。政府权威由政府权力性权威和非权力性权威构成,在其权力性权威弱化的情况下加强政府权威,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大力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权威。     

行政问责制:制度困境及其对策

<正>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1]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制约,提升     

法无授权不可为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2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也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让政府掌握的公共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公开、透明,真正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有利于公务人员依照"清单"内在地约束自己,明确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避免权力缺位、权力越位和胡乱作为;有利于让公众清楚政府有哪些权力,从而消除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有利于化解群众对权力行使公正性的心存疑虑,凝聚改革合力,弱化改革阻力。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加快政府     

浅析如何通过行政管理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道德一直都强调"诚信为本"。但是,目前我国恰恰就面临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现状,公共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可执行性、公务人员行为缺乏约束、政府腐败现象严重。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政府毫无诚信可言,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将陷入瘫痪。政府的公信力亟待提升,而通过行政管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困境和出路: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关系及相应范畴。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软法"上的规制,设立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软法"进行审查;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