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根基和保障,其根本在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治理体系,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领导和社会治理创新,须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构建服务型党建工作机制,建构党建和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模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政社互动”催育社区治理结新果

正社区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节点,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深化"政社互动"机制,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各级组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苏州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即"政社互动"方面率先做了一些探索,历经先行先试、扩大试点和全面推广三个阶段,形成了具有苏州特色的社会治理新路径。2014年,苏州市108个     

虚拟社会治理的“虚实”之道

虚拟社会其实是现实社会的进一步延伸,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虚拟社会治理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且牵涉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网络"与"现实"互相交融、互相镶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虚拟社会治理的困境。科学合理规范政府运行机制,提高虚拟社会治理能力,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传统家族自治法:价值提纯与制度借鉴

古代社会治理依托传统家族自治法(下称"中国家法"),以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为旨归,以"家国一体""法德兼治"为治理模式,成功整合各类资源,开发出迥然异于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路径,建构了一整套涵括了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等制度化内容的文化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圈子文化”乱象治理探析

"圈子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必须要从严治理的政治乱象和沉疴毒瘤。它破坏党内正式制度权威和效力,扭曲和异化党内正常关系,损害社会心态和风气。从发生机制来看,"圈子文化"乱象的滋生及扩散与制度缺陷、行为主体价值扭曲、传统文化惯习影响有着直接关联。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要积极构建并完善制度惩防与思想教化结合机制、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机制、干部选拔与任用机制、多元力量协同治理机制,从而全方位预防和治理"圈子文化"乱象,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探讨——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念,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延续。实现广西的"两个建成"要求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在"以合作促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良性的、高效的政府合作机制迫在眉睫。阐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寻找该理论与政府合作机制构建的耦合点,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合作的现状,有利于提出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扩宽合作平台、实现网络一体化等的对策建议。     

“城中村”要改造好,也要治理好

"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需要把握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三条主线。     

“差序—协同”: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意涵与逻辑

基层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治理主体的关系互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认知层面归因,关系互动困境源于主体认知偏误和关系认知偏误,由此导致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界定偏差。这种偏差包括界定内容不全面和界定所涵摄主体类型不完整两种情况。对此,可整合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萃取"差序"这一本土社会文化概念,将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界定为"差序—协同"关系,阐述其特征,诠释其生成互动逻辑,并提出相应实现机制。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对传统意义上的全能型国家的病诟已日益凸显,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加快构建公民社会,推动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从政治公正的发展视角出发,我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取向应立足于"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要造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要构建起双方的良性互动机制。     

虚拟社会安全治理的“虚实”之道

虚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虚拟社会安全事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和新型表现形式,并与现实社会安全事件互联互动、互相转化。因此,虚拟社会安全治理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与现实社会安全治理统筹考虑,在建立多元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三六三"治理框架,即优化虚拟社会安全治理的三维路径、明确现实社会矛盾化解的六大重点领域、再造"虚实"社会安全治理的三阶段流程,以有力维护"虚实"社会安全与稳定。     

消解“逆全球化”需要中国力量

"逆全球化"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但也为中国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利于中国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新动力、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新举措、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法规的立法布局、立法理念、立法要义和立法重点

<正>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     

抗疫“中国经验”的一大亮点 疫情防控社区治理机制的探索、反思与优化

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机制,成为抗疫"中国经验"中的一大亮点,包括党领导下的"全政府"社区治理机制;以全民抗疫为主线形成了"全社会"社区治理机制;以社区"微服务"为特色形成了联防联控主战场等经验。反思疫情中联防联控社区治理机制实践中暴露的短板,应采取打造社区治理"弹性共同体"、构建社区"综合韧性治理平台"、形成社区"信息直达机制"、优化社区治理"应急反应流程"等对策。     

论当前农村基层权力“悬浮”的危害与解决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悬浮"问题引起理论和实践界高度关注,在综合配套改革之后,该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基层权力"悬浮"造成了基层权力消极运行、国家政策意志不能有效深达基层、基层政府动员能力和服务能力减弱、基层政府"失信"和化解社会矛盾不力等严重后果。只有通过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与群众自治力量的信任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有机协调机制、加快政府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长效机制等途径才能将基层权力合理、有限和有效地深达基层。     

基层干部“忙闲不均”:生成逻辑及破解之道——基于中部省份L镇的调查

调查发现当前部分乡镇既存在缺编要编现象、一些工作人员满负荷运转,又有些工作人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忙闲不均"问题较为严重。该问题给乡村治理和乡镇治理带来了消极后果,造成不公平的职业生态和负面的示范效应,浪费乡镇人力资源,也使基层群众工作做不细、基层治理脱离群众。"忙闲不均"问题与干部身份差异、职业倦怠、避责卸责等有关,但内源于当前部分乡镇治理的机制不匹配乡镇一线工作的特性,包括多常规工作特性、落实工作特性和群众工作特性。要改变乡镇"忙闲不均"的状况,就需要构建与多常规工作相匹配的常规工作体系,创新与落实工作特性、群众工作特性相契合的一线治理机制。     

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生态治理却有名无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张各异、利益各异,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公地悲剧"仍然在不断上演。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乏力的症结在于生态环境破坏的主体众多,生态治理却面临主体缺位的窘境。解决全球生态治理问题的出路在于努力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构建又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新的工作机制与协调机制以及新的组成结构。     

正确处理“六大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理念、制度、体制、机制、内容、途径、手段等。这里从"六大关系"的角度,即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     

基层“狠话治理”的产生与扭转

某些地方领导通过放狠话来推动政府治理,这使得我国在地方政府管理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狠话治理"。"狠话治理"的蔓延源于地方制度的不合理,一些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和为人民服务的纪律观等的扭曲。要矫正"狠话治理"的不足,就需要健全地方政府的集体决策制度、干部监督制度,构建地方政府制度与责任清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并在干部晋升任用中重点考察服务积极性、政绩观、纪律观等要素。     

弹性化治理:“工作组”机制的运行及治理逻辑探究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工作组"是广泛存在的治理机制。不同于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小组","工作组"是由上级根据任务和形势需要而下派的具有临时性、机动性等特征的专项任务型组织,主要体现了党政机关纵向间的互动关系,并可按照不同思路划分为不同类型。影响"工作组"产生和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职责同构"的政府纵向间关系结构以及差序化的政府信任格局等。"工作组"机制的运行过程大致包括"派出"和"治理"两阶段,并呈现出"问题导向、集中高效"的鲜明特征,其功能角色可大致归纳为政策过程的辅助性机制、应急管理的补充性机制这两个方面。"工作组"机制的治理逻辑可提炼为一种"弹性化治理",它以治理的弹性化促进了治理体系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