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礼仪文化之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意蕴北大核心SSCI

中华优秀礼仪文化是中国社会世代相袭的重要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代际传承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中华儿女精神建构的丰厚文化滋养,集整合社会秩序、明确伦理界限和规范个体行为的作用于一体。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阐释中华优秀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价值理念,把中华优秀礼仪文化的核心要义融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中,发挥其在社会、政府和个体三个维度的重要价值意蕴。社会层面,厚植良好的文化土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稳固的文化基础;政府层面,提高基层的治理实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风清气正的现实环境;个体层面,提升民众的综合素养,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培养德行合一的实践主体。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中日韩文化资源的异与同

中国、日本、韩国虽然在历史背景、文化底蕴、传统风俗、社会环境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但文化体系亦存在相同之处,需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共同发展。为提高文化交互的有效性,中日韩三国需明晰文化资源的异同,树立文化跨区域交互意识,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模式,完善文明交流互鉴体系,推动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

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可分为： 学术准备、 学术起步、 稳健发展 ３ 个时期。在后两个时期中, 可总结出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 田野工作中的艺术人类学、 社会发展中的艺术人类学、 国际交流中的艺术人类学、 本土理论建设中的艺术人类学等 ５ 个方面的特点。 对中国艺术人类学 ２０ 年的发展之路概括。 任何新的理论都是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中国 ３０ 年来的巨大变化, 为中国学术理论创新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源, 尤其是艺术人类学。因为作为它研究对象的艺术, 在社会实践方面往往具有先锋性, 其所具有的创造性精神,往往是冲破旧藩篱的一种力量。 为此, 艺术人类学学者们所收集的丰富田野材料和所进行的大量社会实践, 正在促使本土理论进一步完善, 并汇集为一股推动中国学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人类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兼谈中国人类学的当代使命与责任

在"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当下,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肩负着什么样的时代使命?如何看待和发挥好人类学的作用?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简言之,人类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至少有三个明显作用:人类学能够提供一种"和"的思想与观念;人类学能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自己,也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人类学是我们与世界沟通对话的重要学科领域。以当下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与发展现状而言,人类学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人类学的基础性乃由文化的基础性所决定,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正如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人类学是一门强国之学,我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大力发展人类学这门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视野的人文基础学科。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论中国对东亚大市场成长的主导效应

踏上21世纪的历史碑界,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多元化的市场操作取向,要求我们必须在“10+3”框架下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为战略依托。由于中国在东亚大市场成长中的现实作用受到高度重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已使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中国市场空间对东亚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与大多数东亚国家又遵循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必然有利于中国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主导效应,所以中国应当大力推进东亚大市场在成长中走向成熟,使之在未来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并驾齐驱,从而形成西欧、北美、东亚三大国际重量级市场的鼎立格局,以利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     

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国际学术界有了对话的平台,但学术创新仍是这一学科中国化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创新,要有所创新就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包括理论创新、观点创新、方法创新。中国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主要目的是对世界学术提供独特的贡献。建构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既要适合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同时也要能够适合全人类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与社会治理——基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法哲学考察

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详尽考察传统东方社会形态,揭示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揭示了传统法律文明的历史样态与发展规律。东方传统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与亲属制度成为东方传统法权关系的历史源起,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逐步从土地共同体所有制发展为国家所有制与团体所有制二元并存的法律文化经济基础,并以风俗习惯、共同体司法作为社会调整的内在机理。传统东方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典型的区域法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