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增强国防实力,在西部地区大力兴办农田水利事业成为国人共识,在各方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出台了战时水利法规政策;八年抗战期间,对大后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是巨大的,范围、规模、人工、费用、数量、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水利部门对农田水利管理,如用水管理、养护管理、组织管理、水费管理等方面也做了探索。当然,虽然这一时期大后方农田水利建设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值得思考。     

论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的边区民众动员

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是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在大后方的"半官方"的民间动员团体。其对当时四川省第16行政区包括藏族、羌族、回族在内的各族人民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的动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运动式、急功近利的动员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抗战大后方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以西康省为视角的考察

抗战时期,经济波动和人口流动的加速以及政治的动荡不安使得各种社会民刑纠纷剧增;战争特殊的社会形势又使得后方的司法制度必须因时制宜地加以调整。因此国民政府在大后方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其中新建的西康省较具典型意义。其改革一方面对直接或间接干扰战争利益的行为加重处罚,另一方面针对战争期间交通阻滞等各种客观困难,为保障司法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在诉讼程序方面做了相应的变通。这些措施促进了战时社会关系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战时司法的社会治理功能。     

内化与自觉：抗战时期国家意志的民众化——以大后方抗战歌谣为视角

大后方抗战歌谣是战时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记载和写照,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失业的资本”：抗战时期西南的城市游资

抗战西迁,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移驻西南,人口与资金亦内移西南。为了经济抗战和建设西南,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吸引游资。但囿于战时的特殊环境及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的不当,加之资本的趋利性等原因,内移西南的资金并没有真正导入生产领域。它们浮游于社会,没有正当用途,随时做投机和囤积的营生,搅乱经济秩序,给西南大后方经济建设带来诸多干扰和破坏。     

抗战时期的湖南工矿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占我国工业76％的沿海沿江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而湖南从“七七”事变到1944年沦陷,近代工矿业却迅速发展,出现了湖南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对支援全民族抗战事业起了重要的物资保证作用。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程、特点和作用,不仅对研究战时大后方经济,而且对了解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政策和民族资本家对抗战的贡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通信邮政事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适应战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通信邮政组织体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邮政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贵州难民救济历史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因地理位置特殊成为难民向大后方流亡的重要聚集地和中转站。战时贵州以省赈济委员会为主要救济机构,调动社会救济力量共同救济,紧急救济政策与积极救济政策相配合,形成了救济主体多元化、救济方式多样化、寓救济于生产等特点,为解决难民基本生活问题与增强抗战力量作出了贡献。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征调民工机制研究——以构筑四川国防工程为视角

为加强国防力量,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急需征调民工赶修国防工程。作为大后方重心的四川省政府,奉国民政府有关机构的命令,征调大量民工短期内构筑亟需的国防工程。为如期完工而配合战局,在征调民工机制方面,国民政府规范机构和程序、改进原则和方法、加强组织和编制。虽然征调民工的机制在实施中存在弊端,但总体上符合了时局所需,从而保障了战时劳动力的供给,为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增产措施及其成效分析——以四川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增加粮食生产,以应战争之需,在大后方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粮食增产运动。四川省政府积极响应并采取扩大种植面积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两大措施,以期提高本省粮食产量。两大措施的施行,使战时四川粮食作物栽培面积确实较战前扩大不少,各种粮食作物产量与战前相较也有了较大增加,粮食总产量增长迅速,粮食生产总体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并未获得提高,与战前相较,甚至反而有所降低。     

武汉会战与湖北钢铁工业内迁

湖北武汉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建钢铁工业的地区。汉冶萍公司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阳夏一厂，冶萍两山，为全国富强命脉所系。”其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为中国所仅有。汉冶萍公司的历史，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历史，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惜乎办理不良，营业日就衰败，终至沦为日本钢铁工业的原料开采机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工业的需要，断然决定对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实行征用拆迁，另在大后方创办新厂，以树立国防重工业的基础。依靠武汉会战赢得的宝贵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湖北钢铁工业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从而奠定了大后方钢铁工业的基础，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张恨水笔下的天柱山

1938年抗战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潜山县的天柱山也成为抗日前线一座战斗的山，英雄的山!张先生虽远在大后方的战时陪都重庆，却时刻关注着千里之外故乡发生的抗日血战，他在《新民报》上开辟专栏陆续发表了有关潜山战况的系列杂9篇，表现了张恨水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当年潜山地区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战时广西在高校内迁中“翘板”作用的成因分析

抗战时期的广西,被视为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的"翘板"及中转、补给的重要基地。广西这种战略地位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存在着历史的必然。国内与广西战争形势的变化,是广西"翘板"作用形成的根本原因;广西地理位置与交通建设布局特点,为广西"翘板"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与广西省政府的政策导向差异,进一步推动了广西"翘板"作用的形成。由此展开分析,可形成对战时广西的地位、作用及贡献的客观认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浙西南大后方建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浙江省委和浙西南党组织创造性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战初期浙西南大后方建设中,周恩来同志、中共浙江省委和浙西南各级党组织积极做国民党进步力量工作,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在建设政工队、县政革新、经济建设、发展文教事业等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取得了很大成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和浙西南大后方建设取得的成就,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红色基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和发展。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乡村医疗卫生建设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及医学界精英克服各种困难,致力于全国尤其是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的乡村医疗卫生建设。人们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健全和完善基层卫生组织,积极训练卫生技术人才,积极开展民众卫生及学校卫生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抗战时期人力、财力的制约和地方民众缺乏对新医学知识的信任,偏远民族地区知识落后等困难的客观存在,致使西南乡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未能普遍推行,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水平呈现不平衡发展。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与湖南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时期,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战宣传、难民救济、军人服务、保护战时民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抗战事业。作为宗教团体,其能走到抗日救亡的前列,固然与战时形势分不开,此外,还有重要的内外因素影响。     

委员好声音——湖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大会发言摘登

<正>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民革湖北省委员会:湖北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抗战主力之一的新四军的诞生地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是战略相持阶段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武汉在抗战初期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是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武汉抗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建议:占传忠委员代表省民革发言     

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推广的兴起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为增加生产，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推广运动，不仅建立了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推广体系，还培养了大批推广人才，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推广方法，使农业推广在后方各省从无到有，并广泛传播了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大后方农业旧有耕作制度．使其更趋合理化。而大量作物良种的推广．则提高了后方各省农作物产量，尤其是经济作物良种的推广，使农作物种植与销售更趋向市场化，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从而推动了大后方农业由传统农业转向近代农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疫情防控体系建设

农村疫情防控属于整个防控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乡村保持稳定并较好地切断疫情传播,为城市疫情防控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而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人口流动问题。因此,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工作,需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结合社会流动人口状况,调整疫情防控思路,升级疫情防控体系。     

抗战时期中共实施干部教育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各根据地大力开展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深入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实施干部教育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