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言论自由应遵循法律边界

正新的表达平台给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权利不是绝对的",自由的行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会受到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受到宪法的保护,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网络言论行为合法与违法的界限。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制,恣意诽谤、网络暴力等现象层出不穷。     

论经济权利的宪法保障

经济权利是由传统的自由权性质的经济自由发展而来的新型权利,它具有国民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性质.出于保障公民独立的经济地位的需要,现代宪法中的经济权利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逻辑自足的复合权利,主要包括劳动权、财产权、社会保障权.其中财产权是对传统的经济自由的吸纳,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则是新发展出来的社会权,目的在于弥补传统经济自由的机会平等的不足,为公民的独立经济地位的形成创造条件平等.经济权利的宪法保障也呈现出多样性,对财产权的保障仍然延续了传统的妨害请求的模式,而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则依照国情,采用方针条款、宪法委托、制度保障、作为请求等复合模式.就我国宪法来看,经济权利的性质和内涵仍存在争议,宪法保障仍不完善.     

论居住自由权及其入宪

居住自由权不同于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的居住自由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明确载入宪法,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居住自由权。鉴于居住自由权的基本权利属性以及其获得世界上多数国家宪法的认可与保障,我们有必要将其载入宪法,同时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为公民的居住自由权提供宪法上的保障。     

论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

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以中国的迁徙现象为出发点,总结迁徙自由在我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将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在宪法之中,从而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为更好实现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具有重大意义。     

从宪法的生态化趋势谈公民环境权入宪

环境时代推进了法律的生态化进程,在环境时代的冲击下,宪法的生态化已经成为必然。宪法的生态化完善需要基于自由权和发展权而发展起来的环境权入宪,体现环境时代环境权利的保护。通过对公民环境权概念的解读与界定,提出宪法位阶上环境权的定义,分析公民环境权入宪的理由及我国宪法的立法现状,进而提出构建我国公民环境权条款的立法设想。     

迁徙自由的再思考——以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和受制约性为视角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国际法和众多国家的宪法中得到确认。在制定"八二宪法"时,考虑到尚不具备实现迁徙自由的现实条件,所以"八二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这是一种权利受制约性的思维模式。当下学术界多主张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宪法应当重新确认迁徙自由。在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和受制约性的矛盾关系中,不可侵犯性是第一性的,受制约性是第二性的。在公民迁徙自由权是否入宪的问题上,必须先考虑不可侵犯性,不能以受制约性为理由来剥夺公民的迁徙自由。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自由与必然（自然）相对。人的存在既是一个自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由存在。人是通过劳动、异化劳动和对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走向自由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力的提升,＂自由个性＂的凸显,人类超越＂必需＂与＂外在目的＂的强制是同一个过程,都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迈进。而自由必须实质化。一个人的自由其实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所有人都自由了,任何一个人才能够自由,这是自由的真谛所在,同时又是自由的困境。     

宪法司法化：审理部分媒体侵权诉讼的新思路

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实中,强大的媒体侵害处于劣势的公民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情况屡屡出现.由于我国普通法律中对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规定不完善,有必要针对媒体侵害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诉讼实行宪法司法化,即援引宪法相关条款,结合普通法律的规定来审理这类案件.     

消费社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动物

在消费者社会，劳动和劳动阶级得到了极大解’l^放，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向非暴力方向的进步，因为劳动的解放使得生存必需品的满足变得比以前大为容易，没有必要通过暴力强迫奴隶劳动或掠夺别人的必需品。但是这个所谓“进步”却不见得是向自由的进步。依据阿伦特的一贯思想，受人类生命过程的自然需要制约的人，是不自由的，必然性对人的控制，即使不是表现为强迫劳动，而是表现为对人的     

中国宪法自由权第一案

农民工王登辉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公司以王登辉违反“禁止员工擅自在外住宿”的规定为由拒绝支付医药费。王登辉申请劳动仲裁后。劳动部门认定其为工伤。反被公司推上被告席。法院大胆援用宪法中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居住自由权的规定。裁定公司禁止员工外宿违背宪法精神。     

对我国劳动者单方解除权制度的评析

劳动者单方解除权制度能保护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权利,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7、38条对劳动者单方解除权做了规定。第37条规定了预告解除,第38条第1款规定了通知解除,第38条还规定了立即解除。第37条规定的预告期不做区分处理具有合理性。我国的现行制度下预告解除权可以适用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冲突,与国外规定不一致,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更大,这种立法保护是在不对我国劳动法律制度进行太调整的情况下做出的必然选择。     

台湾日据时期现代文学期刊：对抗与规训的纠葛

在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期刊为台湾作家提供了发表园地,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媒体是文学的外围,是文学传播的重要环节,可以将其作为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来解读。在此时期,进步媒体传播民主理念和思想,成为民主启蒙运动的载体。同时也有一些对殖民当局进行协力的文学期刊社团存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反殖民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媒体角力与媒体抗争史。     

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

《申报》站在台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同情支持台民抗战,其言论着意于倡扬台民的“忠君保台”精神,为台民的自立及成立民主国辩护,声援台民的抗日保台斗争,并塑造、赞扬了刘永福保台护民的英雄形象,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战略战术建议,有力地反驳了《万国公报》等外报对台民抗战的污蔑和指责。特别是《申报》从台民英勇顽强的斗争中,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潜力,预见此乃民族的希望。换约接受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则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     

光复以来台湾佛教的“祖国化”历程

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控制,被迫接受“皇国一体”等日本佛教思想。光复以来,台湾佛教在大陆赴台僧侣的主导下,开启了“祖国化”的发展历程,其内容体现在恢复传统汉传佛教制度、建设人间佛教的种种努力上。“四大道场”兴起后,台湾人间佛教思潮又出现了与“中国化佛教”禅宗合流的现象。台湾佛教的“祖国化”发展历程延续至今,由此亦可见“台湾佛教主体性”一类说法的片面之处。     

借法异域：1874年台湾漂民案中的国际法话语建构

在1874年台湾漂民案中,知识精英和东南督宪借助奏折、照会和报刊等介质,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构建起国际法话语圈。论者广泛援引万国公法,形成诸如强调领土不容侵越、属地原则下番地自治、指责日本踞台及索赔、禁止局外对日援助、保护在日华侨、请求国际仲裁之类的观点和建议。公法舆论不仅迎合了清政府“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的对日交涉策略,而且呼应甚或引导政府决策与军事外交。以天下体系为圭臬,晚清中国对国际法采取选择性采择,内在地削减了由“实效管辖论”所造成的国际公法与天下体系之间的紧张与张力,展现了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碑刻文献所见之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

碑刻文献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开始步入殖民地化的进程,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给台湾社会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日本印记。然而透过分析可以发现,殖民者带来的变化是有限的,台湾庶民社会的深层依然激荡着中华文化的潜流,50年的殖民统治并未使台湾人与在台日本人于精神文化层面达到交融,他们依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早于大陆，早在上世纪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文章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然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台湾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台湾当局成功采取针对性政策，实现了台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通过对外投资延长了产品寿命，克服了通货膨胀，通过教育改革提高了人口素质，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使台湾经济成功克服挑战，给祖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启示。     

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一个例外 ,一般体现于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公务特权和反对被迫自证其罪而享有的免证特权。我国在立法上应确立律师与被告人和直系亲属间的免证特权 ,对于因涉及国家机密而享有免证特权的人员范围不宜过宽 ,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公共安全时应禁止刑事免证特权。     

马克思劳动权利思想的内涵及其启示——基于《资本论》的文本分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权利在《资本论》中被核心表征为了劳动权利。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劳动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冲突展开对劳动权利的阐释,完成了对劳动权利的核心内涵的事实判断。也正是基于这一指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权利的未来图景为启示,搭建了以保障劳动权利的劳工权益为手段,以劳动权利的价值评价为目的的框架,以期使劳动权利获得自由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我国监狱制度下囚犯的劳动权性质

囚犯劳动权作为囚犯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其自身的性质。在我国监狱制度下，罪犯的劳动权是不断提高的。但是，由于对劳动权性质的不合理的定位，在理论和实践上过分强调囚犯劳动的强制性与惩罚性，使得我们与联合国囚犯劳动制度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我国囚犯劳动权的性质，找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探索适合我国的囚犯劳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