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概念反思与要件重构

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否定了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进而对作为整个德国法系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不宜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以第三人侵害期待利益取代第三人侵害债权，不但可以达到体系维持的臼的，而且对此类侵权行为的客体作出了正确界定，即为一种利益而非法定权利，还能够更好地解释此类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法定先买权的性质及法律效力分析

先买权是指基于法律或合同的约定,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他人购买的权利.约定先买权因基于合同的约定,只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约束第三人.因此约定先买权应主要遵循合同自由原则进行解释和处理纠纷.而法定先买权系法律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规定的赋予权利人的一种特定的权利,同法定的其他制度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当事人即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而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这种法定权利的性质和效力,因其是特殊的法定制度(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干涉),也就有必要探究这种制度与其他法定制度效力上的关系问题,以期在私法实践中做出公正合理的审判.     

浅论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传统侵权法认为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不能作为侵权行为的客体。但随着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西方国家逐渐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通过判例和立法确认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我国应尽快建立完整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使得现实生活中大量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得到有效规制,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

证券分析师是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们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应该定性为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可以考虑借鉴"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减轻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以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证券分析师专家侵权责任先由其雇主承担,然后由雇主追偿,当证券分析师在虚假陈述案件中与其他相关人员有共同参与或过失行为时,当证券分析师与其他相关人员因存在共同故意或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存在普通过失时,则按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责任。同时,也应合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以保护证券分析师的合法权益。     

经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责任

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是指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妨害合同债权实现，造成债权人遭受财产利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行为，这种行为应受侵权法调整。其构成要件，要以存在合法的合同债权为前提，第三人主观上必须为故意，行为必须具有不法性且已造成实际的债权损害。合同法调整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存在缺陷，我们应借制定民法典的契机尽快建立较完善的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责任制度。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一直是广受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及其它相关法律对此问题并未作清晰详尽之规定。本文提出：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的理论基础并非是侵害他人权利，而在于其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合法利益；这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类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并不应该完全排斥过失的情况；这种制度从地位和功能上看只能是违约责任制度的辅助和补充。     

论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责任

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是指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妨害合同债权实现,造成债权人遭受财产利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行为,这种行为应受侵权法调整。其构成要件,要以存在合法的合同债权为前提,第三人主现上必须为故意,行为必须具有不法性且已造成实际的债权损害。合同法调整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存在缺陷,我们应借制定民法典的契机尽快建立较完善的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责任制度。     

简析雇佣人的转承责任

雇佣人的转承责任 ,是指雇佣人对受雇人于执行职务中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雇佣人转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 :雇佣关系的存在 ,受雇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 ,雇员的行为须为侵权行为 ,第三人受有实际损害 ,并且损害与雇员的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本文主要对雇佣关系成立的标准和执行职务过程进行论述     

论违法婚姻损害的民事救济问题

与违法婚姻有关的损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违法婚姻期间因侵权导致的损害；二是因实施导致婚姻无效或撤销的规定情形而发生的损害；三是因违法婚姻被认定无效或撤销导致的损害。第一、二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婚姻自主权等方面的损害，可以适用一般侵权责任来获得救济；第三方面的损害是因婚姻被宣告无效或撤销本身引起的，可以设立违法婚姻损害救济制度进行救济。违法婚姻损害的民事救济主体应根据不同的损害原因及过错情况具体确定，被救济主体是违法婚姻的当事人，救济主体可以是违法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对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体系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哪些？学者们对此甚有争论。笔者认为，为使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真正起到判定侵权责任承担的最终标准的作用，应将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分为积极构成要件与消极构成要件，前者应包括过错、侵害行为、损害后果及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后者包括各种正当行为。同时，过错虽有客观化趋势，但基于理论和实务中的需要，在立法中仍应加以明确规定。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物的优先购买权透析

优先购买权具有形成效力、优先效力和追及效力。在按份共有人作为出卖人对第三人有偿出让其所享有的共有财产份额的情况下,其他按份共有人在遵循了与第三人完全相同的交易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其有权按照出卖人与第三人约定的相同条款强行缔结买卖合同从而实现其优先购买权。     

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指在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它是承租人的-项具有物权性质的法定权利,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承租人只能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行使购买权而不能以优于第三人的条件购买租赁物.同时,承租人与抵押权人并存时,谁的购买力优先的问题应引起人们法律上的思考.     

缔约过失责任探析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给对方造成损失所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性质大致有四种学说 :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诚实信用原则说。我国《合同法》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是 :缔约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 ;缔约相对人受到损失 ;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过错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其他民事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紧急避险中无辜第三人的防卫权利

紧急避险是一种合法行为,但该行为对无辜第三人造成了客观上的侵害,无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根据社会连带义务理论,紧急避险行为具有合法性,但人们所承诺的连带义务是有限度的。从无辜第三人自身的立场来看,紧急避险人的避险行为是针对第三人的"不法"行为,无辜第三人因此有防卫权利。同时,第三人防卫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当防卫,这种防卫权是有限度和有区分的。针对财产法益的侵害,第三人有更高的容忍义务,而针对人身法益的侵害,第三人可以进行有限度的防卫。     

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兼论优先购买权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定位

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是指导优先购买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分析了关于优先购买权性质的几种学说,比较了各种学说的优缺点并得出了优先购买权是形成权的结论,以此指导其在民法典中的定位.     

论民行检察与人大的监督合力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向人大联系汇报,接受人大监督,是所有国家机关的法定义务。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单位对此不够重视,很少用尽人大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权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当前其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也不明显。如何确保人大的核心地位？如何提高民事行政检察的法律监督能力？笔者认为,在现今条件下,民行检察应与人大加强监督合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已成为司法的一大症结,理论界和各级司法部门予以了高度的关注。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原因,从司法层面上分析主要是审判过程中忽视了财产保全、法律文书瑕疵和违法的执行异议造成。从当事人层面上分析主要是不申请执行、债务人逃避债务和被执行人死亡等原因。解决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要建立诉讼执行保障基金制度,确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建立国家民事诉讼强制执行法。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发生及制度价值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形成一种交易习惯,作为民事特别优先权制度,它具有着悠久的渊源和历史根基。由于我国法律对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规定比较模糊笼统,操作性不强,才导致了纠纷的大量出现。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有利于减少冲突的发生,促进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有利于对共有财产的保护。规定具体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不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稳定交易秩序。在现阶段,我国有必要保留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并对该制度进行完善。     

关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探讨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纠纷的解决必须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充分考虑民众正义理念，在法律规范不明的情形下，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交易习惯，有效平衡承租人、出租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实现法律理性与传统裁判思维的良好结合。同时，在立法上也必须从多方面完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以减少社会现实冲突及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冲突。     

合同之名行政之实--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色彩

政府采购合同是着民事合同的“外衣”,深藏着行政的实质。在政府采购合同中,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委托人是政府采购合同的必然的一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受到限制;合同内容中存在着非约定权利;合同的变更或终止受到限制。解决政府采购合同纠纷,采用民事救济与行政救济途径相结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