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之悟”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

张栻的工夫论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在思想及生命的成长历程中,他不断地“省过矫偏”,从而对前说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提出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的思想。这标志着张栻工夫论思想的成熟与确立。“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转变的一个起点和标志,朱熹思想的转变并不能说明和代表张栻思想的转变,“己丑之悟”与张栻思想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己丑之悟”的真正内涵和精神。本文集中探讨张栻工夫论思想确立之历史过程及其意义。     

朱熹《仁说》剖析

朱熹《仁说》剖析金春峰朱熹完成“中和新旧说”以后，乾道八年（公元１１４２年）写《仁说》。《仁说》承前启后，发天人之蕴，对于了解朱熹思想体系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分四节予以剖析。一天地生物之心《仁说》最为特别的地方是，以“天地生物之心”为仁的天理根...     

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论思想

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既吸收了以往许多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吸收了大量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成果,在古代科学方法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综观朱熹有关的论述,其方法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博学”与体察朱熹强调“博学”,“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何谓博学?“谓天地万物     

妙悟与言荃:诗禅分别论

禅学思想本是一种佛教思想，而许多文学批评家却力图在禅学中为诗学找到支撑点。从理论上讲，禅学与诗学是根本不相同的。从“悟”的角度来看，禅悟所悟的是隐藏于心中的佛性；而诗悟却是由心及外的悟，所悟的是隐藏于诗歌中的作诗之道。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禅可以不借助语言而仍能使人悟解；而诗若离开了语言，就什么也没有了。     

圣贤之道

北宋时，一代大儒程颐与有“布衣宰相”之称的范尧夫素有交往。     

感怀云根书院

走进云根书院朱子阁，正大厅里有三座雕像，分别是朱森、朱松和朱熹，朱森是朱松的父亲，朱熹是朱松的儿子。这三人之中，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杰出实践者，他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可谓声名远播，家喻户晓。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到政和任县尉，制治有方，民赖以安，政和人称他为“既民之父母，又民之师保也”。     

试论理气相分对程颐的性二元论的影响

程颢的“理气”关系是一体性的,这种理气一体性决定了他将“理一气”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程颐则肃清了其兄所体贴出的“天理”中的恶的因素(虽然此恶非指理本身),从本质上斩断了“理”为“气”之恶负责的情形。“性”来自“天理”,气质之性来于气禀,而“理”与“气”的完善关系在程颐这里尚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理气相分.程颐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便较少联系,因为它们分别属于“理”与“气”,从而成就了他的理气相分的性二元论     

周易的“穴”解

周易有三个穴字:(1)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2)“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3)“小过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程颐解“穴”为穴居。朱熹的本义则不知所云,高亨教授对“出自穴”以为“遭难潜逃,隐伏于沟内得免于祸。”对“入于穴”说:“不速之客,亦应敬之,终吉。”对“终”字,未深究。对“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说:“小畜亦云: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此事在酝酿之象也。”对“弋取彼在穴”说:“盖有某公弋鸟,鸟中矢,飞入穴中,公乃取之。”犹嫌牵强。     

论贾平凹商州小说中民俗世界的“中和之美”

贾平凹商州小说中民俗世界具备的“中和之美”是将其与别的作家作品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一“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刚柔相济、动静相宜、虚实相应三大民俗特色上。“中和之美”之所以成为贾平凹民俗世界的主旋律 ,与他的思想根源和创作追求密不可分。     

论王阳明对儒道佛“静”思想的吸取和发展

“静”是贯通诸子百家的一根主线、是天地间最精微的底蕴。历史上的治国贤臣都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人物。王阳明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静思想有三个来源：首先他继承了先秦儒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知止而后定思想，对孔孟的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也有所继承；而且还融二程的主一、守静以及朱熹的一循于理即为静的思想。其次，他吸取了佛教明心见性、禅定、顿悟与渐修思想；最后，他对道家的虚静、无欲、无为等思想知之甚多，表现出了融儒释道于一体的明显倾向。     

论程颐易学思想的符号学意蕴

程颐提出了“因象以明理”和“假象以显义”两个命题,通过说明卦象符号的作用,正确揭示了符号指事示物的功能和作用。程颐进一步分析了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判断,从象(符号)与理(意义)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角度,揭示了符号(象)与意义(理)的内在联系。程颐提出了“事理一致,微显一源”的命题,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种关于意义行为论的天才猜测。     

程颢程颐与周敦颐的佛学思想

程颢、程颐与周敦颐的学术师承关系 ,后世学者多有不同看法。应当说 ,二程从周子处学得援佛会儒 ,悟得佛学 ,从而创造出新儒学即理学。然而 ,二程援佛 ,似乎更多的是辟佛 ,二程从对佛学的攻辟中 ,创造和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     

领导干部应当“执中立诚”

关于“”，北宋理学家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几千年来，中庸一直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孔子：理想的美德伦理学的奠基者

随着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以及学术界对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美德伦理学范式的反思，有学者在比较朱熹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得出了朱熹是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的结论。然而，从儒家思想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角度来看，朱熹对于美德的推崇以及核心概念“仁”的推演都是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崇德贵仁开创了儒家崇德的传统，孔子以“仁”言人为朱熹将“仁”视为人性奠定了基础。因此，如果承认朱熹是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那么孔子则是理想的美德伦理学的奠基者。     

儒、道思想与书法艺术

儒道思想在文化上的对立互补,衍生出中国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动态之美”、“自然之美”以及“意境之美”等独特的审美理想。     

朱熹的“足食为先”

<正>朱熹（1130—1200年），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劝农文》中提出的“足食为先”主张，强调百姓维持生活的根本在于衣食丰足。这一主张着眼于民生疾苦，致力于发展农业，落脚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朱熹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民生之本在食，发展农业重视农业生产是“足食为先”的基本要求。农业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走向。因此，古人一向以农为本，重视农业发展。朱熹指出，“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他认为，维系民众生存发展的根本在“食”，而使“食”充足的前提则在“农”。     

寓教于乐，让语文课魅力四射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所主张的“乐之者”其实就是一种快乐学习法，即学习源自兴趣，而兴趣源自快乐。北宋教育家程颐进一步提出寓教于乐，适时教学思想。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乐学必见意趣，否则索然寡味，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教育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我认为“乐学”这一理念应渗透到语文教学中，不仅让学生乐学也要让老师乐教，让语文课堂成为师生的乐园。     

胡宏与朱熹关于《中庸》心性思想之分歧

关于《中庸》之＂未发＂与＂已发＂问题的理解是理学家思想体系建构的关键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其学说的理论走向及学派归属。道南一派与湖湘学派的思想分野也以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为基础。朱熹对此问题的观点原与胡宏相契,后则产生疑问而发＂中和新说＂,终以＂心统性情＂为此问题之结论。朱熹作《知言疑义》,胡宏＂心为已发＂之说正为其疑义之一。在理学的视野中,＂未发＂、＂已发＂问题又与《易传》＂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句、《乐记》＂人生而静＂句相牵涉,以至于引起诸多争端。朱熹哲学体系的建构实以对该问题的认识发展为枢纽,而胡宏的学说则对朱熹心性思想的建构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朱熹之二元论矛盾及其原因

朱熹理气论与心性论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论倾向,其实质是事物之形式因与质料因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集中体现于对动力因归属的说明之中。朱熹反对道家“有生于无”、佛家“作用即性”的命题,为现实世界以及儒家伦理规范寻求本体论的支持,则是导致其理论矛盾的社会现实原因。     

程颢和程颐义利观及其影响分析

程颢和程颐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义利观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他们的义利观是在北宋王朝特定的背景下诞生的,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阶级矛盾尖锐,同时还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在理论上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发挥了孟子的“内圣”思想.在义利观的内容方面,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从而把义利之辩、理欲之辩、公私之辩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们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二程的义利观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复杂的影响,我们要辩证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