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定性之惑—基于授权组织或受委托组织的分析

政府及其部门将车辆管理所公示为＂受委托执法组织＂,而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将车辆管理所认定为＂规章授权的组织＂,在行政主体理论看来,两种定性实则产生不同法律后果,尽力区分车管所的两种定性,澄清认识,消除适法困惑,进一步明确车管所作为＂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身份＂。     

李贽“自然人性论”审美意蕴的哲学解读——兼论泰州学派倡导“生活美学”的当代意义

李贽＂自然人性论＂使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呈现平民主义色彩,至今仍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核心价值和内涵蕴藉表现为：重视提炼＂有德之言＂,追求表现＂凿凿有味＂的朴实生活美;强调＂尽意＂＂无声＂审美效益,主张＂以自然之为美＂的艺术生活美;倡导倾听＂百姓之迩言＂,崇尚表现＂率真＂＂俗善＂的拙朴生活美;讲究＂格＂、＂调＂、＂情＂、＂性＂,欣赏悲壮激越生活之旨趣;呼吁恢复＂童心＂创作＂至文＂,追求＂化工＂的生活审美之境界。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所创立的平民主义＂生活美学＂,不但丰富了中国美学史宝库,而且至今仍昭示着它生活审美哲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实录”精神下的贤人政治——论司马迁开明的政治思想

《史记》之所以被鉴定为＂实录＂,被称颂为＂绝唱＂,其根本之处首先在于它所记载的事情比较真实可靠,同时在对史实的分析上,也表现了突出的进步观点。＂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既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之一,也是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根基。这种政治理念正蕴涵了其政治思想的开明之处：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大一统;歌颂德政,主张贤人政治;反对暴政,以酷吏为治;颂扬因循为用,以顺民俗;批评多欲恣肆,与民争利。     

论《老子想尔注》之“生道”思想

＂生道＂思想是道教关于长生成仙之说的一系列理论建构的总称。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在阐释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主张＂生＂、＂道＂合一,赋予＂道＂以＂精＂、＂气＂、＂神＂等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提出＂太上老君＂的概念,奉行＂信道守诫＂的宗教戒律思想,力证道教长生成仙之可能性与可行性,最终使老子自然之＂道＂转变为宗教神学化的长生久视之＂道＂,为道教生命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以才学为诗及其阐释文本的陌生化效应

俄国形式主义提出＂陌生化＂理论,主张在创作中运用艺术手法塑造新的意象,延长接受者的审美体验过程。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突破传统用典局限,提出以＂以故为新＂为核心的诗歌创作理论。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以才学为诗＂如同＂齐言喻楚＂,使诗歌文本＂陌生化＂,增加接受者的理解难度。阐释者虽力图破译其诗歌典故密码,但由于情感、文化和价值取向等主观条件的差异,其所期之＂以与古人相遇＂,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阐释文本反而会令诗歌与接受者再隔一重,产生双重＂陌生化＂效应。     

中国轴心期“言—意—道”问题探讨

中国轴心期,孔、孟、老、庄就＂言—意—道＂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从＂道＂的本体论出发引出各自对言意问题的深刻理解。一方面,他们认为,＂道＂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述,无法意致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言＂是达意的工具,可以尽意。《周易·系辞》将以上两方面思想统一起来,认为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可见,先秦诸子没有逃避言与道（意）矛盾的困境,而是努力探索＂尽意＂的方式：＂得意忘言＂＂立象尽意＂,而通过＂忘言＂和＂立象＂的方式来＂尽意＂,是暗示、指点之尽,是有余而不尽,如果滞于言、象的表层意义,不去理解其所暗示之深层意义,则意隐而泯。     

张载“正蒙”哲学思想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张载为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极具特色,它既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又吸取佛、道二家＂虚无＂、＂无为＂等思想精华,自成一派地表达了自身对世界以及人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解。《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包括其唯物宇宙论、辩证观念、认识论、伦理学说、政治思想等思想,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张载第一次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了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论证了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张载＂正蒙＂哲学思想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可以＂原始终以立中道＂,＂贞生死以明善恶＂,＂存神尽性以全归本体＂,旨在＂希张横渠之正学＂,＂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从而寻找儒学正统以排佛老而正人心。     

邵雍易学思想新探

关于邵雍易学的独创性,历来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的区分上,以及邵雍作为北宋理学代表如何很好地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等方面来展开研究。邵雍易学思想体系的独创性在于其建立的数的形而上学,及融汇各家思想而来的丰富的取象思想;弊处则在于邵雍未能穷尽哲学之根本原理,而是急于取象,迫切将他的易学理论落于实处,以实现其内圣外王之道。丰富的取象思想给邵雍哲学带来了更多的活生生的现实体验,也使其哲学少了诸多西方哲学式的思辨意味,而这些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论曾国藩对道家战争观的吸收

本文认为曾国藩的战争观在儒家之外吸收了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战争的本质是＂兵果不祥之器＂;战争的性质是＂兵为阴事＂;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是＂哀兵必胜＂和＂不可轻敌＂,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从而挖掘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成就事功的重要意义。     

贤能政治之哲学考察

如果说以老庄为代表的早期道家出于追求清净无为之政的考虑,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那么,秦汉黄老哲学则出于为政之考虑,提倡尚贤任能,以实现＂君无为于上,臣有为于下＂的＂无为＂之治。这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子》等黄老著述中颇有论述。道学之＂君人南面之术＂继承了黄老之学的这一思想传统,对于贤能之士的识别与合理任用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弘扬了我国古代贤能政治传统。本文试图对道学＂君人南面之术＂之贤能政治思想进行考察,以期对当世之势之治国任贤之策有所鉴戒。     

胡宏与朱熹关于《中庸》心性思想之分歧

关于《中庸》之＂未发＂与＂已发＂问题的理解是理学家思想体系建构的关键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其学说的理论走向及学派归属。道南一派与湖湘学派的思想分野也以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为基础。朱熹对此问题的观点原与胡宏相契,后则产生疑问而发＂中和新说＂,终以＂心统性情＂为此问题之结论。朱熹作《知言疑义》,胡宏＂心为已发＂之说正为其疑义之一。在理学的视野中,＂未发＂、＂已发＂问题又与《易传》＂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句、《乐记》＂人生而静＂句相牵涉,以至于引起诸多争端。朱熹哲学体系的建构实以对该问题的认识发展为枢纽,而胡宏的学说则对朱熹心性思想的建构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论申不害“由名而术”之政治思想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逐渐瓦解。严刑峻法与防奸之术也不能让君臣摆脱无穷无尽的战争状态,于是,儒家提出＂克己复礼＂,墨家提出＂兼爱非攻＂,而申不害在继承黄老道家的基础上则提出了自己的＂循名责实＂。循名责实理论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也为有才之士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之路。在申子的政治理论中,术治是其国家理论的重要环节,但它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与术治的结合使得申不害政治思想成了专制法制下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国家政治理论。     

“同心”思想与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服务毕节试验区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统一战线提出了＂促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的要求;作为新时期＂同心思想＂重要策源地的毕节试验区,需要精心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以＂同心思想＂推进＂同心行动＂,勇于试验探索,实现科学发展。     

聚焦“同心” 践行“同心” 推进“同心”行动深入持久开展

按照中央统战部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的安排部署,我市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同心＂思想,抓住根本点,找准切入点,成就新亮点,把握＂六个贯穿＂,强化＂六个结合＂,在学习贯彻上、发挥作用上、创新载体上狠下功夫,将＂同心＂思想贯穿到统战工作各个领域、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能否相提并论

报纸上早已有论述关于＂以德治国＂新理念的文章,认为应＂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个题目与内容颇引人注目。提出＂以德治国＂固未可厚非,但评论文章处处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论,比之如车的两轮、     

民本思想的“契约”蕴涵

就精神蕴涵而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当中的＂民本思想＂里确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契约＂意义。首先,民本思想隐含着＂民众是天下主人＂、＂君主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的意义。其次,民本思想隐含着君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否信守＂民本＂是中国古代评价一切王朝及其君主的最高法则。再次,民本思想隐含着相关的惩罚机制：君主如果不履行君民之间的＂契约＂,就会因失信天下而被民众抛弃。因为畏惧民众的实际力量能够将其＂易位＂,君主亦不得不收敛锋芒、慎用手中的权力。     

从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谈执行执行力

而今,全党全国都在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都在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在讨论＂中国梦＂,同时也在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谓＂实干＂,就是将党中央提出的目标、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决策落到实处,执而行之。     

论先秦儒家协调人际关系的总体原则及影响

先秦儒家把＂人＂看作＂群＂的存在,以＂群＂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旨归：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强调＂群＂对个体的制约,主张在群体中给个体＂正名＂,以明确个体的社会角色以及与角色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人与＂己＂关系上,从群体和睦着眼,奉＂忠恕之道＂,主张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群体本位＂的前提下,先秦儒家也重视个体价值,肯定个体才华,尊重个体的人格、气节和尊严。在这种思想熏陶之下,中华民族成长为重群体、重社会效益的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     

从“二元论”的解构中理析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思想渊源

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通过＂存在论的区分＂,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提出其＂基础存在论＂,正是西方哲学解构＂二元论＂的逻辑必然。本文就旨在从＂二元论＂解构的轨迹中理析出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