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警察盘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警察盘查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影响,需将其合理地限定在保障公共利益所必需的适度范围之内。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当场盘查和继续盘问的条件及程序规定较为粗疏,还存在证明标准不明确、重要盘查类型未予列举,盘查救济途径不通畅等问题。由于权力行使界限不明,盘查权缺乏法律依据,进而造成人权保障缺乏防护。而完善盘查法制不仅使警察盘查权行使具有正当性,能够和谐警民关系,并能有效制约权力,保障权利和自由。     

我国警察盘查的法律属性和完善路径

盘查作为一项日常的警务工作内容,对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警察盘查属于即时强制的一种法律措施,既可以适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也可以适用于刑事侦查程序。警察在盘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加以限制。因此,盘查启动时应避免不确定性标准的干扰、兼顾盘查效果和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及时引入救济程序等方面完善我国警察盘查制度,从而保持警察执法效率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     

法治视野下我国警察盘查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人民警察法》首次从法律层面设定了警察盘查制度。从当下盘查实践来看,我国警察盘查制度还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为更加有效地规范、控制警察盘查权,完善警察盘查制度,我国应当尽快修订《人民警察法》,在此基础上适时启动《盘查法》的制定,并努力从盘查权的法律性质、行使盘查权的基本原则、盘查权的启动标准、盘查的范围与深度、盘查的时限、启动继续盘问的证据条件、继续盘问的程序、盘查的司法监督与救济等环节完善我国的警察盘查制度。     

警察行使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警察行使盘查权直接牵涉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依循法治原则,我国当前盘查权的行使存在着制度缺失和行为失范两个方面的问题。盘查权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克服两个难点:一是行政强制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界分,二是行使盘查权核心法律要件"合理怀疑"的相对确定化。改进和完善警察行使盘查权的路径在于:立法的精细化;告知理由、听取意见、搜查令、检察监督等程序规制的具体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阶段的证明机制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采取申请启动与职权启动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行使,法官具有程序启动的决定权。作为申请主体的被告方必须提供相应线索或者材料以完成启动阶段的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未能达到证明标准时不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不利后果。启动阶段的核心和难点问题集中在被告方的证明责任如何履行、证明标准如何把度以及证明方法如何实现。通过完善程序保障性措施提高辩方申请的有效性,明确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约束法官的裁量权,是建构启动阶段证明机制的必然选择。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随着公正程序越来越受到关注，证明标准问题也得到重视。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发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借鉴合理的证明标准规则，来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从显性到隐性:论我国盘查制度的功能

我国盘查制度除了具有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显性功能外,还具有信息收集和秩序整治的隐性功能。盘查的隐性驱逐功能是以预警式盘查、震慑式盘查和骚扰式盘查三种方式实现的。应正视其隐性功能对我国盘查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     

盘查战术浅探

依据两种基本的分类标准，可将盘查分为有预期对象的盘查和无预期对象的盘查，当场盘查和继续盘查。无论何种类型的盘查，其在实践中的战术失误之点是共同的：麻痹大意，不作防范；忙于盘问，疏于监视；人物相伴，缺乏控制；重视场内，忽略外围；检查草率，留下隐患。为了确保盘查战术合法、安全、有效，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战术环节：明确盘查分工，严密监视和控制盘查对象的行为，同步对盘查现场进行外围警戒，分离盘查对象所携带的箱包，拍身搜查应具有强制性，科学地检查盘查对象携带的物品，带离盘查对象的方式要科学、严密。     

法博士

民警的盘查合法吗法博士:我所接“110”指挥中心派警:市人民医院有人报称丢失手机一部。接警后,三名着装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对嫌疑人进行了人身检查,现场未查出任何可疑物品,就向此人解释了盘查的必要性,并进行登记,请报警人到派出所进一步说明情况。请问:1.我所民警在此次盘查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2.对盘查的场合     

浅析我国盘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盘查是盘问、检查的简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通过立法不断规制盘查权,迄今为止盘查制度基本成型。但是全面发展地看,现行盘查制度在对于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给予了充分保障的同时,仍存在盘查启动的实体条件不尽合理和盘查界度缺乏系统规制等问题。     

中国语境下盘查权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近期各地公安机关开展的"扫黄打非"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也暴露出警察执法规范层面的缺失。由于不同程度地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批判浪潮中备受质疑,而警察盘查权就处在这风口浪尖上。盘查权的概念、特性及其法治效能决定了盘查权这一职能设计的合理性,然而,执法方式的异化却又引发了盘查权的职能缺失。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语境下探析盘查权错位行使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限定盘查权的裁量行使范围是规范盘查权运行的必然选择。     

逮捕、羁押措施的完善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

在我国,逮捕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逮捕与羁押不分导致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并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借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分离逮捕与羁押两项措施;通过论证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来降低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从"确实充分"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确立羁押的证明标准(明晰而可信的证据);并建立健全与层次性证明标准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使其自成体系,以期实现侦查效率价值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平衡。     

试论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及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案件有着重大作用,但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和证明标准等基本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虽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色彩,但是其性质不应当归入民事诉讼程序,而应当是刑事诉讼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简单适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结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自身特点,对具体的诉讼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之重构设想

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问题,证明标准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是诉讼程序中极其重要却又难以把握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我国的证明责任制度仍呈“块状”分布,即将证明责任制度分成三大块,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本文分别从三大诉讼法的角度,提出笔者对于重构我国证明责任标准的一些设想。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反思

证明标准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问题,在发现案件真实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过十几年的讨论之后,我国应当走出模仿西方经典法治国家的窠臼,面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确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证明标准,科学引导司法活动。     

刑事拘留运作:理论与实践的悖反

我国刑事拘留制度异化为刑事诉讼常规化的强制措施,延长刑事拘留期限成为任意的、普遍的现象,大量案件被延长至近30日。这极大地损害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它归因于我国立法与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以口供为中心地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刑拘与批捕之间证据标准差距过大等。我国的改革应当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明确刑事拘留的证据标准,由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及其延长期限进行审查等。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本文简要介绍了证明标准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通过对比国内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一步了解我国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意义和价值,使其能在行政案件审理中起到一定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论我国警察盘查中的类属性思维

盘查是基层警察最基本的公安业务,在具体实践中为了提高盘查效率和准确性,盘查警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类属性思维。由于以往研究者更多从个体的、经验的层面总结优秀警察的盘查经验,对心理学知识关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盘查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对盘查技术进行总结和提升,希望能从理论角度丰富盘查技术的研究,从操作角度促进盘查实战方面的推广。     

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又与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密切相关,所以,搜查的启动必须谨慎。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存在着搜查启动缺乏明确的理由和标准、搜查决定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无证搜查的启动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立法经验,对搜查启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程序正义观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文章认为 ,学术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各种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但是 ,两种观点在批判对方的时候都对对方观点的理解存在误解 ,实际上无论是法律真实说还是客观真实说都包含着对程序正义的尊重 ,也包含着对实体真实的追求 ,选择哪一种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我国采用法律真实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这样的证明标准理论所产生的具体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也更具备可操作性 ,所以 ,立法应当采用法律真实说作为其指导理论 ,并规定排它性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