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恐数据挖掘

“9.11事件”之后,为了满足反恐战争的需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把数据挖掘这个信息时代的新兴技术运用在反恐情报战争中。美国重点支持发展了一批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反恐情报的项目,这些项目使用了来自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大量信息。在我国实施反恐数据挖掘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恐数据挖掘会面临一系列体制、法律和技术障碍。     

西方反恐“越反越恐”怪圈成因

美国把反恐与输出价值观捆绑在一起,借反恐战争推销"美国式民主",这样目标多重的反恐战争,只能以失败或"体面"的"负责任"的撤军收场"9·11"事件之后,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但在反恐取得成绩的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却有增无减。2011年全球发生了近三百次恐怖袭击,造成了近万人伤亡。反恐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恐怖主义存在的长期性     

美国社区反恐的理论、经验及启示

独狼式恐怖袭击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破坏力极强的恐怖袭击形式,但传统大规模的反恐战争应对独狼式恐怖袭击是无效的。美国采用社区反恐策略,利用专业反恐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刚好契合了新时期反恐的需要。在实施社区反恐策略时,要特别注意社区和警务的结合;建立社区居民和警察间信任关系;对社区居民进行反恐培训。美国社区反恐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我国开展社区反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奥巴马政府国家反恐战略:主旨·特点·评估

奥巴马政府在面临国内外困境和反恐新形势的情况下,全面调整了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重新构建了反恐框架,摒弃了扩张性的反恐战争模式,褪去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注重多边合作和"软实力",具有更浓的实用主义特征。奥巴马反恐战略的实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未能根除美国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恐怖主义威胁;"双重标准"阻碍反恐合作;调整的不彻底性。由此可见,美国的反恐行动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东南亚地区恐怖活动现状评析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东南亚国家积极应对,反恐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东南亚恐怖事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死伤人数不断攀升,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东南亚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美国反恐立法的合宪性控制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使得国会立法和总统命令构成的二元反恐机制严重威胁到三权分立的制衡格局以及基本权利的保障精神。在美国宪政体系中,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及宪法监督是国家权力平衡机制的重要守护者。2001年以来,最高法院对于反恐案件的审判使得违宪的反恐立法及反恐措施得到修正,国家政策得以回归正常宪政秩序。因此,美国宪政体制对反恐立法的合宪性控制值得各国学习和借鉴。     

我国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框架设计

情报工作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我国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建设面临着组织体系不够完善、反恐数据分散、整合程度低、反恐信息源单一、反恐数据处理技术落后、反恐情报专业人才匮乏等主要问题。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的建设,应立足于当前及未来反恐作战的需要,具备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及决策支持等功能。反恐情报及预警系统的基本框架由数据收集、信息处理、知识获取、情报预警四大模块构成。该系统在组织体系上由反恐情报与反恐行动两大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依赖的单元组成。多种类型、多种手段、多种方式获取的反恐情报各有长短,在反恐作战应用中可以互为补充。在反恐数据处理及分析中,利用软件着重测量恐怖组织的网络特性指标,可以为瓦解恐怖组织提供重要的作战决策依据。反恐预警体系是在基础层、应用层和决策层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系统之间实现的整合。     

爆炸物体的探测技术及装备概述——《俄罗斯反恐防爆技术与装备》系列文章之一

俄罗斯拥有惊人的技术资源和强大的军工实力,出于国家安全和车臣战争的实际需要,俄罗斯多年来研制了许多技术先进、实用高效和性价比合理的世界一流的反恐防爆装备,其中很多也是可以民用的高端产品,遗憾的是国内了解的不多。为此,本刊特邀俄罗斯反恐研究方面的专家吴州先生在全新栏目“反恐处突”中推出“俄罗斯反恐防爆技术与装备”系列文章,希望有助于我国广大公安干警全面了解俄罗斯在反恐领域的发展。     

越战老兵想当美国总统

<正> 伊拉克战争使布什连任总统的机会大增,2004年大选,共和党似乎胜券在握。民主党怎么办?这回他们推出了一个战争英雄克里,民主党想告诉选民:在反恐战争中,与没有战争经历的布什不同,克里会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美国新世纪军事战略的形成

美国新世纪的军事战略经克林顿和布什两位总统之手已初步形成。克林顿的“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和布什“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都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在新世纪的世界领导地位。该战略从传统的“同时打两场战争”转变为进行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侧重于“质量建军”,保持美军的高技术优势。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恐预防性羁押的法律思考——美德两国经验与中国适用路径

反恐预防性羁押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在当代"以防为主,先发制敌"的反恐原则下显得尤为重要。9·11事件后,美国和德国对该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美国"反恐战争"模式使反恐预防性羁押意图突破宪政框架,但受到司法权的挑战,其反恐效果也差强人意。德国"法律策略"模式坚持在法律内部对该制度进行调整,构建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规范释义,反恐效果较为显著。中国的反恐预防性羁押适用路径从三个层面展开:宪法确定了紧急状态下其适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法律的正当程序对其形成有效的控权机制;单行法对其适用条件做出实质性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反恐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路径即不同于美国也区别于德国,具有其自身优势与特点。     

国际反恐斗争需要有公正的国际秩序

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数月来的实践证明,国际反恐斗争需要有公正的国际秩序,否则不但不能铲除恐怖主义,反而会导致进一步加强美国霸权地位的国际秩序,使现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更加不公正、不合理.在这方面至少有以下4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身份、角色、伦理——保罗·吉尔伯特的新式战争伦理思想研究

新式战争是恐怖与反恐怖的战争,本质上是身份群体(身份政治)间的冲突,新式战争的局限性决定了新式战争伦理的必要性。作为新式战争伦理价值诉求的自卫的开战正义、人道的交战正义、和平的战后正义,其可能性需要破除身份群体,回归角色政治。探究保罗·吉尔伯特的新式战争伦理思想,对于深刻认识反恐行动、强化公民责任、促进世界和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探难民营

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更期盼和平与安宁长存。然而,世界局部战争的炮火并未平息,全球反恐硝烟仍在蔓延。 战争不但没有让百姓走开,反而把他们变成了“难民”。难民营里,衣衫槛褛的老人和孩子呆坐路边…… 战地记者用镜头定格下的21世纪第一场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片段,仍在我们眼前晃动     

两种国际安全观的交锋——打击恐怖主义不能搞双重标准

2002年2月2日,慕尼黑。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外交和国防事务高级官员参加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安全政策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会议就“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国际安全形势、反恐斗争、北约发展以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是“9.11”事件之后,首次召开的高级别的国际安全会议。此次会议在反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明显分歧和不同的国际安全观的激烈碰撞和交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美国代表一再强调美国在反恐中的主导作用。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称,反恐战争需要合作,需要     

美右翼再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来龙去脉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再起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崛起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之一，它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之际重新聚焦中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国内恐怖事件引发的对于反恐的反思

世界反恐活动自美国9.11事件后就从未停止,最近恐怖势力又有抬头的趋势,2013年4月15日的"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以及2013年10月28日的"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事件","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等等事件都告诉我们恐怖主义的地域性已经蔓延至世界各地,恐怖势力对中国的迫害也日益严重,如何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做好准备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通过阅读国内外反恐材料结合中国特色发现我国需要从交通运输系统、立法、基层反恐体制、宗教信仰、战略层面五个方面着手应对恐怖势力的挑战。     

谈恐怖主义与社会运动及多元文化的内在联系

在美英与西方大国反恐战争不断升级之时,恐怖主义袭击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不令世人重新审视恐怖主义的深刻内在根源,以及美国以暴制暴反恐策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文章从全局角度来探索恐怖主义产生的内在根源,以及化解恐怖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消灭种族歧视和偏见、尊重不同文化、开展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的多元文化策略。     

有感美国情报工作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

反恐战争作为美国新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同以往的传统战争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为主要目的,掌握及时、准确的情报是整个战争的决定因素。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的那样:“在美国打击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斗争中,决定因素是可靠的情报,而不是主要靠军事武装力量。”他还进一步强调说:“起决定作用的将     

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