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法律的"病症"与"诊断"——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考察对象

回顾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论者试图努力建构一种移植法律时候的可行路径.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却是大量的法律已经移植到本土并正充斥着社会建构的各个领域.因此,如何直面这些移植来的法律,如何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成为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应该从法律实践的层面上积极地对移植法律在本土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完善法律制度建构.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例,借鉴医学人类学疾病研究中关于疾病的社会和象征方面的研究取向,强调从生活实践中进行诊断.通过社会接纳度、大众理念认知水平、本土现有制度环境等多方面来具体分析此项制度在目前中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以对其所存在的问题(病症)和问题发生的根源(诊断)作出初步的判断.     

孟德斯鸠"法"精神内蕴

孟德斯鸠是启蒙时期法国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法律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其对"法"所作的定义当中,虽然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关注法律与理性的关系,但又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以此来揭示"法"之内涵,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这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人类可以认识和控制的;所以,法律与社会存在密切关系,社会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则是法律变化的根源;法律变化也会引起社会变化。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社会和法律的性质,从而使法律符合正义的要求。     

关于法律本源的思考

关于法律本源的思考沈晓铮法律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已无需再去论证。因为，透过法律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的回忆和思考，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法律作为最高的理性，凝聚了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情感，是一种社会最鲜明的智慧体现。于是，引导中国人民毅然决...     

法治体系中的公权控制

现代法治体系与现代法律体系不同,它是有关法律在社会控制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如果说法律体系仅仅为社会控制提供了一个参考系的话,那么,法治体系则是融于社会控制过程的法律典则及其在社会过程中的实现状况。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价值研究

法律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调整社会关系和引导社会行为的刚性制度规范。构建和谐社会是崇高的治国理念和价值目标。法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义体现为通过法律的规范性、稳定性、强制性和导向性,维护现代社会的秩序、公正、人权、自由和效率,激发现代社会无限的创造活力,让现代社会在合理的社会流动中求和谐,在动态的和谐中求发展,从而保证现代社会在法律规制的轨道上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16世纪法社会学在欧洲历史上的变迁

对于古典学派社会学家来说,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键不同在于现代社会有一个可以控制全国领域的正式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必须的,是某种自然状态下社会规则的转变。     

"性"不应纳入贿赂罪--对"性贿赂罪"的质疑

目前,"性贿赂"行为伴随财物犯罪而普遍存在,其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鉴于"性贿赂"的特殊性和司法实践的不可操作性,"性贿赂"还不宜纳入刑法范畴.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当理性地去看待,不能盲目的把一个本应由道德调整的社会行为让法律过度介入,否则将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原则.     

农民“法治消极”特性分析及现代性培育

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充分彰显了其社会、身份方面的特性。就法律视角而言,近些年,农民的法治意识有所增强、法律素质有所提高,但＂法治消极＂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仍是农民特性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农民特性的法治分析,进而寻求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的对策：现代社会必须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体现法治的＂现代性＂理念;农民在法律关系中应是自觉的主体;现代社会的法律应是农民认同的法律。     

中国百年法治的文化冲突论

<正>100年来,"西方现代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之冲突西方现代法律是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产物,中国法律传统形成于社群主义的古代社会,因此,两者冲突是明显的,本质上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个人权利和家族利益的较量。现代化前期,法律冲突表现为参议院与资政院立宪及修法中的中西之辩,东式礼教派与西式法理派的讨论,袁世凯复古与孙中山革命的对抗。在私法领域,民国时期大理院判案中兼顾中西通融,官方     

培植中国社会的主导精神文化

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国迈向21世纪法治时代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脚步。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全面实施法治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笔者认为进一步培育现代法治精神．普及现代社会法治的一般标准与要求，是我国现阶段推行“以法治国”方略的切实可行的重要条件。中国需要法治精神的普及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们关于法治、法律价值和法律权威以及社会正义等思想光芒．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创立民主和法治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这种现代法治的历史基因，在中国古代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跨越干年…     

埋藏物权属法律问题研究——以乌木纠纷为视角

乌木权属之争凸显出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现行法律关于埋藏物的规定十分简单,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定纷止争的需要。应在明确埋藏物具体含义的前提下制定单独的关于埋藏物的法律条文,赋予发现人对价值不大的埋藏物有限取得权。     

"市民社会"与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

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和形成,导致了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并影响着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机制,研讨社会新阶层的特点及对21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社会发展、公民发展与公民教育

在现代社会 ,公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社会发展本质是人的发展 ,社会发展与公民发展本质上是互为前提与基础的。道德与法律不仅是对人的规范与治理 ,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公民发展的需要 ,有道德与守法律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生存发展方式。教育是一切文化与文明的基础。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接受以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 ,以使公民成为道德自愿与守法自觉相统一的主体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契约精神与现代法治

<正>契约精神是现代的产物。古代法律注重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身份依赖;现代法律倚重个人权利,突出意思自治的契约自由。历史学家称,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所谓从身份到契约,是指法律本位从家族到个人的发展。在古代社会,所有人都依附于家族——妻子依附丈夫、儿子依附父亲、仆人依附主人。依附者没有独立法律人格,不能为自己私利以个人名义做出法律上的决定。现代社会下,个人逐渐脱离家族束缚,也就是摆脱了身份,     

法律平等的历史审视

<正>人是社会的群居动物,人与人之间是否应当平等,一直是历史未解的难题。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是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而现代社会,人人平等成为至高的价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遭遇着种种的不平等,由此呼吁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纽带,在古代,法律可以维持和强化人类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法律又可以矫正社会中的不平等。     

农民工工资"执行难"的法律对策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志之一.我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1994年我国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有我国批准和参加的国际公约(如<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国务院劳动主管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还有各种地方性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从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看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基础

关于自由与秩序的理论源远流长,两种理论自产生时起,相互之间即充满张力。人的自然本性与非理性特征倾向自由,而人的社会本性及理性特质则偏好秩序。但自由和秩序并不是超越历史的概念,自由存在于法律秩序之中,法律秩序的目的在于保障自由,人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自由与秩序的合谐和统一。在现代法律的价值体系中,自由是目标性价值,秩序是基础性价值,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法律社会学

该书是系列译著“韦伯作品集”之9（IX），其封底之介绍文字写道：“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社会’与‘法治国家’等词汇已是耳熟能详。然而，法律到底是怎么来的？法律的演进过程如何？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本书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作者挟其浑厚的法学与史学素养，从比较人类各大文明人手，深入探讨了甚的缘起与演化，从纷纭复杂的史实中爬梳举例，阐明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各层面的关系。本书适时的引进出版，我们有理由相信，韦伯关于人与法的如炬洞察和深邃的理论阐释对中国的法治化建设不无意义。”     

社会理论的纷争——论吉登斯的"社会实践理论"的解释力

西方社会理论由于其诞生之初所蕴含的内在分歧,在今天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在试图解决这个困境的研究理论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其中,他关于"社会实践"的理论应是核心所在,这为打破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即主客二元分立和结构与能动的对立,解释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论我国社会协调机制的法律建构

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运行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保障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工具。完备的社会协调机制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维系。我国社会协调机制法律建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有序调整与和谐稳定。因此,必须从法律信仰、法律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对社会协调机制进行法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