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论纲(上)

20世纪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个重视不够而又十分有意味的话题。就其发生而言 ,得益于中西文化尤其是性爱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代表的性爱理论的揭示 ,使中国现代性爱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以迥异于中国古代同类题材文学与理论批评的面貌横空出世 ,这就使它具有了崭新的时代特征 ,即与精神分析学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重构了性爱文学与人生、文化、时代、主潮美学等的关系 ,形成了从影响借鉴到消化发展的不可切分的共生历程。从二者五四时期的激情遇合到三、四十年代的磨合与离合 ,再到八、九十年代及世纪末的重构发展 ,形成了 2 0世纪这一独特的文学奇观。     

“意识”视野中的当今文学创作感知

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创作主体在审美领域的一种心理意识的产物。运用＂意识＂这一心理学的理论视野,从创作主体的心理层面上,去透析创作感知的特质及其形成的心理根源,可更为清晰地审视时下颇有争议的当今文学。在传统文化失落,而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今社会里,当今文学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鲜明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和社会文化的色彩。这些心理意识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创作感知,在不同的意识层次上形成不同的创作感知特质,从浅入深分别有：角色层感知、自我层感知、存在层感知、心灵层感知,呈现出当今文学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后现代多元化的创作态势。善于运用＂静修＂这一心理策略,能拓展和提升自我意识水平,从而提高文学的创作感知力,提升文学的创作品位,让当今文学获得健康和谐的发展。     

中国现代性爱文学性爱分离的文化选择——精神分析学与中国20世纪性爱文学研究之五

性爱分离作为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 ,以宣示人性复苏和反叛旧礼教的“深刻的片面性”标示着对西方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人学思潮的接纳 ,标示着文学性深度探索的勇毅与执著 ,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 ,也寓示着重建健全的性爱结构的文化意义     

弗洛伊德与荣格精神分析文学批评观比较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均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奠基人。他们在文学批评观方面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创作的动力、文学的功能、文学的本质等方面的观点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位大师都认为潜意识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来源,并都从心理机制上发现文学创作的规律,形成精神分析批评观。但是不同的经历与性格又使得两者的精神分析批评观自成体系。弗洛伊德忽略文化传统对文学的影响,而尝试用梦来解释文学创作,陷入泛性论的困境。荣格尝试从宗教神话里寻找原型,脱离社会现实探索文学创作,给文学披上神秘色彩。     

论柳冕与韩愈文论思想的异同

柳冕作为复兴散文的先驱者，他完备的文艺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后的韩愈。柳冕从“文章本乎教化”出发，重视道的第一性。韩愈认为文道并重，不可偏废。另外强调言辞的创新；柳冕排斥六朝骈文的抒情特质，强调文章应经世致用。韩愈则部分肯定了六朝文学的价值，并对应试文章与俗下文字提出批评；柳冕认为文气受社会风气与作家道德修养的影响，指出“文如其人”。韩愈进一步指出作家文学素养的培养也不可忽视，另外生平经历也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提出“不平则呜”，这一观点继承并发展“诗可以怨”的传统，扩大了“发愤著书”的命题。     

台湾现代派小说与西方影响

台湾现代派小说在文学创作观念上强调文学要表现人的非理性心理,强调文学独有的形式特征及其非功利性和反传统性,这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内容上,台湾现代派文学注重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注重描写性爱,注重揭示人的生存困境,这明显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它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形式上,这一流派的文学作品注重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心理,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叙述视角的选择、"复调"结构的使用及小说语言的新奇怪异等方面,都承接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基本取向.     

女性意识的多维张扬——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策略

20世纪女性文学对爱情有着唯美的永恒追求 ,催动着爱情“女神”的诞生 ,也在追求之中得不到理解而进入“私人化”空间进行性爱原欲的过度张扬 ,“女神”顿时回归为“女人”,而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始终伴随这一过程 ,使女神“再生”又“消失”。2 0世纪女性文学开拓了张扬女性意识的多个维度 ,却需新世纪的新的整合 ,实现女性书写性别意识张扬与女权主义的新超越 ,在多角度、多层面上进行文学的深度掘进 ,以朝向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方向 ,开辟一个更加深彻的“言说”空间     

精神分析学与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心理内视取向

从五四时期开始直至整个 2 0世纪 ,性爱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本性的强化和社会特征的弱化。性爱文学之写人 ,注重从个体的生存实际出发 ,去客观地记录再现人的心理机理及其运动 ,表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学观。受西方人学观特别是弗洛伊德人学观的影响 ,它把握对象主体定位于人本身的人性视角 ,剖析轨迹具有明显的生理性。“肉”和“灵”的冲突与矛盾构成人的性格的生动历史 ,构成人的心理的丰富内含。现代性爱文学成功之作大抵都是生动展示了这种矛盾与冲突者。立足于人的心理展示 ,直接进入冲突直叙 ,使人成了文学的自足对象。因而性爱文学不仅写出了立体的人 ,为整个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贡献 ,而且使性爱本身也回到本体。     

试析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作家的避世心态

避世与归隐 ,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明清之际 ,风云激荡的时局 ,使其在文学作品中更加凸显 ,通俗小说也不例外。小说家在作品中 ,或是构建虚幻的宗教世界 ,求得心理解脱 ;或是虚拟现实社会的净土 ,寄托人生理想 ;或是寄情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 ,借乌有先生来发泄自己的黄粱事业。“寻得桃源好避秦” ,文学创作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生活、寄托理想追求的载体。通俗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了 ,这无形中提高了通俗小说的文学品位     

福楼拜传记与《包法利夫人》

“新批评”将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将传统的注重作家生平传记的考察归为外部研究,并对此进行了批判。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对传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传记写作追求“真实”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传记死亡”之类的说法。然而,笔者认为,作品研究离不开作家的传记研究,传记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本文主要考察了两部福楼拜传记——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和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名著《包法利夫人》的解读,以期探讨作家传记对文学作品研究的意义。     

新时代的黎明:“五四”新文学的审美形态与存在形式

“五四”新文学作家普遍追求的“真” ,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的审美特质 ,正是这种特质推动着新的审美形态的形成。首先是现代悲剧的成型 ;其次是审美视野的转换与拓展、艺术表现手段和体式的更新与丰富、艺术个性的多姿多彩 ;最后是文学语言的变化所带来的中国人感知方式、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历史趋势。     

试论六朝文采理论的衍变与发展

六朝文采理论是关于汉语言文学形式美的研究。这一理论或立足于指导文学创作实践,或着眼于文学鉴赏批评,或为了编选各种文集,其共同的特征是从文学自身的特点出发审视观照文学,从而最大程度地扭转了两汉文人以史学、经学等外在的角度论文学的状况。六朝批评家有关文采问题的阐发,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集中凸显了“文的自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

中国现代女性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不少作品因为重点探讨了两性关系的诸多问题而凸显出浓重的性别色彩和性别意识,具体表现为“性别自省意识”、“性别批判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的文学表达,不但整体上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空间,更体现出现代女性散文写作别具一格、意义深远的价值追求。     

朝鲜假传对中国唐宋叙事文学影响的接受——从高丽朝的假传创作谈起

受中土文明中假传体文学的滋养哺育,以林椿、李奎报等人的文学创作为标志,朝鲜1高丽朝中后期“假传体”文学逐渐兴盛,成为流行文学风尚并一直延续到朝鲜朝末期.朝鲜假传是在中国文学的长期浸润下,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传统,大胆吸收借鉴唐传奇诡谲奇幻的浪漫主义艺术精华,在对唐宋假传体文学的直接学习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朝鲜假传为中朝古代文学交流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反映出中土文明对朝鲜文学的重大影响.     

论“真”在抒情小说内容和视角上的独特体现

对于文学之"真"的创作追求,写实叙事小说以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为目标,抒情小说则以表现主观世界的"真实性"为己任.本文从抒情小说自诞生起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和作家创作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抒情小说在内容和视角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写实小说的一种真实性,并指出抒情小说内容上对"真自我"、"真性情"的抒写和叙事上所采用的"回忆"视角,不仅是形成抒情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创作主体建构抒情小说文学价值的独特、有效方式.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婚恋书写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婚恋书写描写了与圣爱分裂的性爱的残缺性,并且渐渐地触摸到现代人类性爱难题的脉络和根源,即对人类普遍存在的孤独困境的关注。在现代人淡化孤独意识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鲁迅《野草》的现代主义因素探析

将“现代主义因素”确立为《野草》的一个重要特质来加以分析,正是谋求对《野草》中大量苦闷彷徨空虚绝望的“情感压抑”的深化理解。《野草》所指涉的众多精神命题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空幻、绝望、死亡、荒诞等基本主题有很大同构性,其艺术形式上的象征意味、非实指性、哲学品格的追求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外部特征也惊人地相似。《野草》在表现现代人的危机意识、探索人的心理深度方面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艺术表现的新途径。     

论生活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

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是文论界长期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两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孰重孰轻,生活真实对文学真实有何意义,文学真实该如何表现生活真实等问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2 0世纪末叶中国文坛出现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以其极端的姿态对现存真实观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活是否具有真实性,文学是否需要真实性等问题迫使我们去思考,去探究,去阐释。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首先有必要给“真实”的含义作一个相对界定。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判断,总以它自身的存在为基础。…     

从意识形态的变迁看新时期小说潮流中“人”的观念的演进

新时期文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语境下，“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和演进，在近3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人民”到普遍性的一般的“人”，再到特殊性的个别的“个人”乃至“自我”的转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呈现出与社会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为中国文学走向开放和多元打开了通道。     

冷战前德国马克思传记研究的三种立场

冷战前德国学者创作马克思传记所代表的三种立场,基本构成了马克思生平研究的三种基本模式:梅林的《马克思传》(1918)是早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下创作的权威版本,但也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对不利于马克思的材料进行了过滤删减处理;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1921)采取了一种中立的研究立场,与此后形成的西方学院派马克思学的研究立场前后呼应;施瓦茨希尔德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1947)持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立场,采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认知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