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志愿服务立法亮点

《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将志愿者的权益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条例》明确列举了志愿者享有知情权、获得必要条件和保障权、获得教育和培训权、请求解决问题权、困难时优先获得帮助权、监督权6项权利。《条例》规定，志愿者组织与志愿者之间、志愿者组织与接收志愿服务的组织或个人之间，应当就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要求签协议，应当签署书面协议。     

论刑罚权与罪犯权利

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和属于私权利的罪犯权利在性质上对立,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权力(利)限度上的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刑罚权内容包括刑罚创制权、刑裁量权和刑罚执行权,这三者都与罪犯权利密切相关;刑罚权设立的根据在于惩罚犯罪、改造教育罪犯、维护社会利益,而规定和赋予罪犯权利的最终目的也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通的。     

从“权益”到“权利”:《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采取权益保护模式,这与该法对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规定有所不同,由此衍生保护力度不足、体系衔接不畅、分类保护导致路径冲突等系列问题,并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停留于纸面。对此,我国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应当采取权利保护模式,这既是因为个人信息本身即可成为独立的权利客体,也是因为权利保护模式符合我国实际需要。因此,我国在修订《民法典》时,应当明确赋予自然人以个人信息权,并在已有的权利束之外增加诸如信息保有权、信息知情权、信息被遗忘权等其他具体权利;强化信息自决,让个人信息主体自己占有和控制个人信息;在救济方式上完善人格权请求权,并以侵权责任作为救济个人信息权的一种重要方式。     

如何判定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根据我国《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老年人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之外，在民事权利（如个人财产所有权、个人财产处分权、公共财产使用权、财产继承权等财产权利；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著作权等人身权利）、婚姻家庭（婚姻自主权、受子女赡养权）等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受保护的权利，可以请求法律保护。     

引导疏通 良性互动 实现行政维稳效果最优化

（一）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1、立法保障。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目前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府的服务理念不断增强．已经具备将请愿权明确载入《宪法》的条件，因此，建议把请愿权明确纳入《宪法》保护。此外，《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重心应当放在引导和促进上．使公民现实地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消极限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阻塞意愿的表达渠道。     

也谈应当补办登记婚姻的法律效力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应当补办登记的婚姻，笔者认为是指符合结婚登记的实质要件，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的婚姻。对于应当补办登记婚姻的效力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属于效力待定的婚姻（借鉴《合同法》中的有关合同效力待定的有关规定），如补办登记后，则婚姻有效，效力从开始符合婚登的实质要件时起算。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是：1、婚姻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借鉴《合同法》中有关效力待定的规定。2、根据《婚姻法》规定，婚姻（夫妻）关系只有在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并…     

数字时代我国劳动者离线权保护的规则构建——以西班牙为例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普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的连接日益便捷，这使得劳动者休息时间受到侵蚀，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产生危害，远程工作的快速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西班牙先后通过《个人数据与数字权利保护法》《工人法》《远程工作法》引入劳动者的离线权，明确其主体与内容，并通过集体协议的方式加以落实，但仍存在实践效果不佳的问题。我国在引入劳动者离线权时，应当以休息权作为保障离线权的首要路径，在劳动立法中明确离线权的内容，并辅以离线权的保障与豁免机制，从而为数字时代下劳动者的休息权提供更为有力和合理的保障。     

浅析我国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希望能够生育子女,但是,我国的《宪法》、《计划生育法》等并没有赋予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单身女性没有缔结婚姻、将来也没有缔结婚姻的意愿,无论是从生育权的人权属性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养老保障的角度来看,都应当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是对传统的夫妻生育权的突破。为了避免单身女性生育权遭到滥用,应当对单身女性的婚姻缔结、生育年龄、身体状况和生育法式等方面进行限制,从而避免单身女性生育权遭到滥用。     

维护劳动者权益关键在落实

以《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为主体的涉及到劳动者权益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劳动者基本权利大致有六项，按主次归类，笔者认为，就业权，薪酬权，作息权构成了劳动者的核心权利，这三项权利在上海等当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达的城市以及宝钢等这样已步入了良性循环和发展的国企中，已基本得以实施和落实。     

中国罪犯人权保障的历史发展和法律规定

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罪犯所应享有的权利，其主体是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定罪量刑且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人：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且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享有的权利。①理解罪犯人权还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权利主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即罪犯：二是这里的罪犯人权是指罪犯应有的权利。     

罚金刑罪犯的心理特征及其改造

罚金刑罪犯是刑法对罪犯并处财产刑处罚而衍生的一个罪犯群体，对于罚金之执行，有着迫于需求的妥协心理、不顾家景的依赖心理、唯我为重的利己心理和逆反社会的抵触等心理，存在着缺乏对罚金深刻的思想认知、缺乏交纳罚金的主动行为、具有明显的功利化改造倾向等问题。因此，监狱应采取拓展对罚金刑罪犯的法制教育、推行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深化罪犯改造制度的分类行刑、建立与完善罪犯罚金刑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刑法立法的完善之对策，以提高对罚金刑罪犯的改造质量。     

拘役判决生效前逮捕被告人违法性探析

拘役判决生效前逮捕被告人存在违反刑事诉讼法、不利于保障人权、救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片面强调刑事诉讼打击犯罪职能、克减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权利意识不强、理论关注度低等多个面向。强调尊重人权司法理念、合理解决司法行为习惯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张力以及切实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解决此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欧盟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新发展——以《罗马条例Ⅲ》为中心

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内部人员的跨国流动和社会家庭秩序的正常运转,要求成员国彼此间在涉外婚姻家庭冲突法领域实现统一化。以欧盟婚姻事项冲突法立法演变为出发点,以《罗马条例Ⅲ》的法律规定为中心,笔者着重探究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并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反观惯常居所地这一连结因素的折衷性,试图思考理论层面可能浮出的疑难及其解决路径。     

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之浅见

夫妻财产制度是我国《婚姻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规定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 ,法定财产制作为约定财产制的补充。但《婚姻法》对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仍存在着不明确的缺陷 ,建议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夫妻法定财产制 ,明确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 ,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     

我国劳役制度发展的特征思考

劳役制度是统治集团凭借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在拘束、限制犯人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强制犯人进行劳役形成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狱管理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及特征。探讨劳役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劳动教育改造罪犯,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是犯罪恶习的延续,严重破坏了监所正常秩序,必须依法惩处。但目前,对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的处理面临着具体法律规范缺乏、狱内侦查措施缺少法律支撑、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服刑人员中特殊群体再犯罪的处置缺少规范等诸多问题。为此,亟需完善监所内再犯罪案件处理的相关立法,明确狱内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依法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针对特殊群体再犯罪问题的特别规定,从而实现依法治监,确保监所安全。     

谈我国应废止“户警一体”体制

我国的户籍管理体制受到较大非议，许多人认为它在保障公民的迁徙权，争取公民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平等权利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事实上，“户警一体”体制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有必要改革之。在我国，民政部门应该担当户籍管理的职能，而公安机关则应该仅仅建立犯罪人员的资料库并进行管理而已。     

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房屋性质的认定与分割——兼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

近年来,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房屋性质的认定与分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对此问题的处理,一些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不尽一致。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是否公平保障了基于基本人权而衍生的婚姻家庭住房权仍有待商榷。作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处理,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夫妻双方的约定、房屋产权登记的时间、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所占购房款总额的比例以及婚姻家庭住房居住权的保障。     

婚姻契约关系浅议

婚姻是每个人的事情。古往今来,关于婚姻的论说举不胜举,但有关婚姻契约的话题却有些少见,而具体阐述婚姻契约关系的文章几乎没有。众所周知,婚姻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因此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婚姻完全寄托在社会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救济上。笔者认为,在社会制定婚姻法律制度保障个人婚姻权利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每个人更应该认清婚姻的本质,正视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义务,对自已的每一个行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认真对待(或者经营)自己的婚姻。本文就是从社会契约(本文所指社会契约都仅指民商事领域)的角度来分析婚姻关系。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既有作为契约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同时,婚姻关系也是一种心理契约关系,它于无形中制约着婚姻中的男女,这种制约导致了许多规避婚姻法律的社会现象,因此,笔者强调,婚姻契约关系应由封闭走向开放。     

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得失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合理之处有利于处罚犯罪和提高诉讼效率 ,但这种做法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并有悖司法公正。这表现在 :它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违背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规定。司法实践中需要变更指控罪名以正确适用刑法时应该经过合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