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间人群"的形成及意义

社会中间人群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他们的未来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高科技时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很大一部分会来自社会中间人群.     

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以"社会中国"为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垄断",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退却",再到"国家再临"的演变过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二元"社会中国"到三元"社会中国"再到"福利地区".在新世纪,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开始强化国家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出现了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展,新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图景依然模糊,"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是破题之处.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概念和"社会建设理念"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其中的“社会”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要求确立新的社会建设理念:整体性理念、结构性理念、功能性理念和人本理念。这些理念又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初级和谐社会和高级和谐社会的关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一切社会管理者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     

"多党合作与社会团结——民主党派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研讨综述

在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与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近期联合举行的统战理论研讨沙龙上,与会专家紧紧围绕"多党合作与社会团结--民主党派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讨.一是认为从政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基础的角度,思考和研究我国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和作用发挥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二是认为我国各民主党派自产生以来,其社会属性和社会基础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三是认为从政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基础的角度观察,当今中国民主党派产生了与社会大众以及自身所代表的特定阶层和群体的两个脱离.而要解决民主党派在社会属性和社会基础方面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的努力和作为.     

转型期青年人群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青年人群在价值、观念及行为态度上的变化,并由此而改变青年人群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的信用评价及信任态度。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一些制度暂时空白,致使社会上、中、下三个层面上的非诚信行为增多,从而引发了青年人群对部分政府组织、工商企业及其他研究机构和一些个人的信任危机。     

妇女组织的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及其资源动员 ——以"热心大嫂"服务中心为例

本文采用质的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方法,描述了妇女组织在建立"热心大嫂"服务中心时所有资源的来源渠道,探究了组织的社会资本和个人的社会资本在动员资源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说明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以及转型过程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观念、妇女组织的性质以及妇女自身的特点等原因,决定了妇女组织中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在组织资源动员的过程中的共同作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可能性、必要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现实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20世纪,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两者的真实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出"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新模式.这一理论转变于中国而言,就需要在"良性互动"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建构契合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实社会条件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来践行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的"社会至上"理念,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赢"式发展.     

"市民社会"与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

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和形成,导致了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并影响着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机制,研讨社会新阶层的特点及对21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建设参与和社会认同构建

中国近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自然延伸至进一步的"社会建设"和"社会认同"建设阶段.这种需要创新精神的"社会建设",将在传统的"国家"和"家乡"观念之间建立和强化一种"中间层面"的公共领域,从而让生活受到经济发展影响的中国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感去参与工作与生活所在地的社会全面发展.积极引导和推动青年群体关注和介入当代中国内含深广的社会建设事业,可以强化他们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他们获得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     

社会表情与社会合作

社会表情是社会合作形成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石。一般而言,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可能呈现出社会幸福、社会安逸、社会冷漠、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愤怒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表情。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看,社会变革状态、社会财富配置、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调控能力等共同影响了社会表情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形成和维持有利于社会合作的社会表情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协商制度体系,还需要培育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氛围。     

"法律是什么"之再审视——学说反思与概念修正

法律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关于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未有定论,梳理和反思学界前辈们关于法律的界定,考量法律存在的目的,有利于通过实证主义的路径来思考现代社会意义中法律的范畴。据此,可以认为,法律是依据主流社会的意志制定或认可,以其共同体的强制力为后盾,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化解社会冲突并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规范。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重要继承者都没有对＂社会心理＂的内涵进行明确诠释。透过普列汉诺夫的宏观论述,再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心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心理是自发的＂去个性化＂的共同社会意识;二是社会心理是以＂零距离＂方式呈现在社会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个体的整体感受状态;三是社会心理是呈现社会个体自身与＂他者＂的狭隘联系的初级社会意识;四是社会心理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彼此影响下形成的永远开放的意识系统;五是社会心理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     

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凸现——一种“集体意识缺失”的视角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文章试以迪尔凯姆关于“集体意识”及其在两类不同质的社会中的表现的论述为理论依据来探讨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显然“,集体意识”的缺失是中国农村大量社会问题凸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培育与建构中国农村新型的“集体意识”对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化经济":历史嬗变与民族复兴的契机

“文化经济”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和战略构想。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以前是以潜在的朴素的形态存在着。文化经济一体化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人类社会物质基础、政治环境、价值理念不断演化、变迁的历史过程。“文化经济”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佳契机和发展路径,文化经济的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统一,目标是促进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在社会福利研究中的运用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在社会福利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福利场域不仅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场域,而且具有独特的惯习,即福利惯习,全面理解福利场域与福利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北京的"救娼"与"废娼"

文章在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娼妓业的发展概况、产生原因与社会危害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政府与社会在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下,为救助特殊的娼妓群体与消除这个病态社会群体而进行的尝试与探索。     

对思想政治教育适应超越规律的释疑

适应超越规律就是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既要从受教育者的现有思想政治品德状况和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出发,又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实践的时代要求促进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状况不断完善的规律.     

再论"母系制"、"母权制"与女性社会地位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认为在母系社会里,女性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即所谓的“母权”。从世界史、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母系制与母权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母系制社会并不必然地导致母权的出现,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由母系制这一单纯的世系因素决定。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