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简析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并结合行政诉讼制度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双重目的,对行政诉讼中违反法定程序取证问题、第三人举证问题及证据的审核认定问题进行了论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行政与民事两大诉讼关于“新的证据”规定之比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两部证据规定确立了各自“新的证据”规则。应当讲,两大诉讼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别。对比分析这些差别,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新的证据”规则。     

现场笔录若干问题研究

现场笔录为行政诉讼特有之证据,属于书证。为了尊重行政权,保证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能有效举证,法律应直接推定现场笔录具有完全的证据力,但法院应保留对其的司法审查权,应从现场笔录的内容与制作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据规则,除了取决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先取证,后裁决”规则外,还因为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一般都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其本身所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如果允许被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补充证据,“一会助长行政机关不负责任草率处理问题的作风;二是个别行政机关为了不败诉,带着框框取证,甚至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现场笔录的证据法定位

现场笔录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独有的证据种类,但其能否以独立的证据类型继续存在还有待商榷。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立法者们应立足证据调查方式来考察现场笔录,分析其证据法定位,重构行政诉讼的证据分类。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科学认定,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该规则的关键。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在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合理重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应从其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两大方面着力。     

对我国刑事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反思

我国目前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刑事证据规则,其中证据能力规则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证明力规则包括概括的证明力规则和具体的证明力规则。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存在部分证据规则缺乏法律依据、理论基础不明确、过于绝对化、必要的证据规则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才能保障证据规则的顺利实施。对于缺乏法律依据的证据规则,应完善其形式合法性;对于理论基础不明确的证据规则,要以正式的立法说明等形式明确其理论基础;对于过于绝对化的证据规则应进行改造,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对于缺失的证据规则,应根据我国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实际情况进行增设。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司法审判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具体解释,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定,以确保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和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合乎法院的要求,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而对依此证据材料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肯定的评判。另外,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对于"毒树之果"、瑕疵证据、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受一国刑事诉讼价值和刑事诉讼目的等因素的制约。确立经济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更是实现程序正义,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考虑到我国的依法治国方针、刑事诉讼追究价值的均衡、人权保障理论以及与国际潮流相接轨等因素,在我国应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公安机关参与行政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行政诉讼所确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目的,与公安机关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安行政行为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熟悉和掌握行政诉讼规则对于我们依法办案、文明办案,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非常必要。本人认为,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应从程序上充分行使诉讼权,从实体上准确把握规定,做透庭审过程细节三方面做好功课,为诉讼打下良好的基础。     

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是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及有关国际性组织根据法治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公认的一些人权保障原则确定的,刑事司法中证据制度设计和运行应当遵循的最低限度规则。这些规则是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取证手段文明化、人道化、司法令状规则、证据排除规则。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 的证据制度。但立法对证据的规定很少,没有系统的证据规则,实践中随意性较大。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其改革应着重在法治理念下,注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充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论搜查的理由及证据要求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法治国家对搜查采取严格的司法令状主义进行司法控制,并建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警察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剥夺,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警察搜查的权力源于维护公共安全、警察自我防卫、获得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针对警察搜查不同的权力源,在证据要求上也应当不同。     

刑讯逼供案件举证责任归属问题研究

“谁主张，谁举证”是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是该原则的有益补充。在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符合法律证明规律，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刑讯逼供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是，被告对其提出的刑讯逼供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公诉机关的诉讼角色只是对其诉讼主张进行反驳也即反证。     

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其核心是学生权利范围及其法律保障问题。关于这一特定法律关系的理论主要有行政法律关系、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双重法律关系。在我国教育司法制度中,在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至今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文章通过对有关理论的探讨,试图找到一种思路,对研究问题提供借鉴。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探析

环境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众环境权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对于保护环境公益，推动行政权法制化有重要意义。构建原告资格及制定相应的制度，赋予公民、社会团体、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权利，是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内容。     

职务犯罪侦查中证据体系的构建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的态势,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因此,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成为了当务之急。职务犯罪证据是整个职务犯罪诉讼制度的核心,如何提高收集、固定和运用证据的水平,通过侦查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是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工作的重心。     

论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内容,又是决定诉讼结果的关键性因素。本文结合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尤其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自由裁量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选择

通过对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两种模式的阐述,结合当前我国证据立法方面的实际情况,对比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各自优势,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证据法律规定及法官整体水平看,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走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