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实验问题研究

侦查实验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具有其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我国刑诉法修正后,侦查实验笔录被确定为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一,在侦查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目前侦查实验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适用主体、适用对象、程序性和结果性规定需要完善,侦查实验笔录的法律效力以及监督制约需要明确。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构想——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2012年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技术侦查作出规定,这对技术侦查的规范化和合法化有着重要意义。但其规定存在着许多缺陷:适用范围不明确、实施主体不合理、适用阶段不科学、审批程序不严格、使用次数不合理、权利救济匮乏、庭外核实不具体。因此,在立法中,应明确适用范围、规范实施主体、调整适用阶段、严格审批程序、限制使用次数、增加权利救济、具化技术侦查证据的庭外核实。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较明确的规定,是我国证据法治、侦查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概念模糊、种类不确定、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滥用,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合理的适用范围,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辩方的知悉权、质询权,从而使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完善。     

我国现有立法背景下隐匿身份侦查的理性运用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程序规定极度缺乏。不过,刑事程序原则可以作为解释与适用现行程序法的指导原则,对于刑事程序法所未规定的程序,则可以依据刑事程序原则的内涵与精神而类推适用最相似的程序。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当中类推使用最相似和最合理的实体或程序规范。隐匿身份侦查的基本程序包括主体、对象、启动、监督和责任承担。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包括实体法基础和程序法依据。隐匿身份侦查的相关证据问题则保护其基本的证据能力定位和证据的具体使用方式。     

浙江省检察院出台规定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

据检察日报4月17甚报道，浙江省检察院于4月9日出台了《浙江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防范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共有35条，从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审查与发现、认定和排除，到瑕疵证据的补正与转化等7个方面，为防范非法证据“支招”。如在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方面，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侦查人员回避制度；严格执行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和办案期限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执行不同种类证据的取证规定，推行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亲笔供词、录音录像、悔过书“四证同步”制度，注意发现并收集口供中提及的客观性证据。     

证据审查视域下侦查辨认规范化的思考

侦查辨认具有科学性和局限性,规范侦查辨认的程序,能维护侦查辨认笔录的证据效力。侦查辨认的启动应根据侦查所处的"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和"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两个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在"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侦查辨认的启动具有任意性;在"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应提请侦查辨认。侦查辨认的时间和地点是证据审查的重点,应注意完善侦查辨认的相关手续。侦查辨认的组织者应为专门的非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并实施侦辨分离制度。建议侦查辨认采取排斥见证人的制度,并严格执行证据审查制度,以维护侦查辨认的公正合法。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析侦查实验、搜查、辨认三种笔录的证据能力

立法上规定的刑事证据有七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如侦查实验、搜查、辨认笔录等。因此这几种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笔录是否属于证据以及应当归属于何种证据是个需要迫待解决的问题。     

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法律问题研究

突发事件中犯罪组织活动日渐隐蔽化，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卧底侦查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本文结合国外立法经验，论述了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并结合我国法律规定从适用条件、行为方式、适用程序、证据使用四个方面阐述了对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限制。     

实践的隐忧——论特殊侦查中的证据转化

随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以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特殊侦查措施被明确纳入了刑事司法轨道,依靠该类措施获得的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法律的规定并未能阻却实践中特殊侦查所获证据被大量转化的命运,而且这一转化大有架空制度规定,侵蚀法律程序的趋向.专权思想、保守侦查秘密,规避监督与制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规范侦查权,明确侦查公开,合理保守侦查秘密,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提供协同性的配套措施能最大限度地消解证据转化,保证现行法律被高效执行.     

治安案件证明责任负担问题研究

治安案件证明责任负担存在"有责任、无后果"的缺憾,相应立法尚不成体系。根据控诉职权归属确定证明主体、根据办案程序性质确定证明对象、根据办案行为性质和查处对象确定证明标准,是构建治安案件证明责任体系的基本要求。设计治安案件证据审查程序,需要将证据审查规定为适用一般程序办理治安案件的必经程序,并由第三方组织"控、辩"双方以言辞进行示证、质证、辩论等,最终根据审查证据等形成的笔录作出案件处理决定。     

完善我国侦查目的实现方式的制度构想

法治理念下我国侦查目的应由终极目的、深层目的、表层目的三个层次构成。要克服我国现行侦查目的实现方式的缺陷,加强侦查程序公开制度建设,科学规定侦查阶段辩护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增强侦查程序的中立性,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确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羁押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有沉默的权利,确立科学规范的权利告知程序。     

论贿赂案件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侦查赂贿案件行之有效的手段。在适用诱惑侦查时,其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有证据证明的严重受贿行为,其对象应是很可能因同一事件或其他事件继续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其证据条件则是缺少相关物证书证或"第三方证据"。可以从人、物和环境三方面来设置侦查诱饵,由此设计行动方案、创造侦查条件、确定合理行贿理由、实施贿赂交易、荻取监控证据。从而,利用诱惑侦查之结果,通过监听、搜查、调查和审讯等秘密的或公开的侦查措施,全面查清侦查对象的受贿事实。     

浅谈新刑诉法对公安技术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独立一节规定,肯定了其证据地位的同时也对侦查机关的使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必将对侦查主体的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新刑诉已经正式生效,侦查机关使用技侦措施在案件范围、申请程序、操作过程等方面受到全面的规范和制约,详悉新《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使用技侦措施的影响是当前公安机关理论与实践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     

论网络侦查

网络侦查是指侦查主体在侦查工作中,以计算机网络等技术为支撑,借助公安或其他专用网络,按照法定程序获取侦查对象网络通信痕迹,从而获取犯罪线索和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手段。网络侦查具有实时监控、制止预谋犯罪、跟踪定位、发现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线索和证据的作用。网络侦查的条件有首要条件、技术条件、必备条件。     

宪法视角下的侦查目的研究

侦查作为一种证据的查取和保全活动,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现代侦查都已严格区别于中世纪时期的纠问样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诉讼化、构造化。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侦查目的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制度变迁,只有从宪法性刑事诉讼的高度研究侦查程序的目的才能统筹、整合侦查程序中控、辩、裁三种职能和三方主体间的交错关系,实现侦查程序的良性运作。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     

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中的构建

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论日本的侦查制度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围绕犯罪行为收集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日本的侦查主体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文章介绍了日本的侦查程序、方法和其五个主要原则。     

侦查错误的本体论研究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侦查承担着为法庭审判准备审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的重要功能。侦查程序所具有的查明案件真相的能力高低，在很打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进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追诉犯罪的实际能力。从刑事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对诉讼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实质性证据都是依靠侦查程序所搜集的。因此，专门针对侦查错误进行全面而详细的本体论研究，不但可以达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使侦查工作与国际接轨，实现其公正性、科学性以及效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