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价值”二元论研究——元伦理学角度对“事实—价值”二元论的深化

"是-应该"问题逐渐演变为事实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关系的问题,对道德知识的考察从过去的经验论证或先验论证,转向了对伦理语言的结构及其含义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是"与"应该"之间的不同又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事实与价值二元分立,尤其在元伦理学的创始人摩尔及情感主义那里得到更加深入的论证和重大的发展。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善不可定义"、"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以及情感主义的无意义的价值判断等思想,是对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问题的补充与发展,深化了休谟问题。     

事实与价值难以二分的原因探究

休谟认为从对事实的描述"是"中是无法推演出规范性陈述"应该"的。休谟问题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终究未能破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性事实毕竟不同于自然事实,它是由社会所规定。在社会性事实中语言、观察者的意向性本身就已成为事实的一部分,从而也导致事实与价值难以二分。在意识形态领域、学术研究、政府决策中区分事实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学而》篇中的儒学道德认知思想诠释

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命题之后，如何诠释道德的实在性及道德认识路径成为认知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任务。《论语》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其开篇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仅蕴含了对道德实在论的确认，同时也通过“学”与“乐”的关系阐述，使情感体验成为道德认知的有效通道。另一方面，通过“君子不愠”避免使儒学陷入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泥潭。     

论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多元主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多元主义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联合问题,也即人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自近代以来,多元主义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之趋势。关于＂多元主义＂,学界有＂价值多元主义＂和＂多元主义事实＂两种基本解释。价值多元主义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它是一种认为多样化的价值彼此间是不可公度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伦理学说;＂多元主义事实＂用来指称社会的多元主义现象。正是有了多元主义事实,才需要发展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性问题,以确保多元化价值的实现,确保各民族、各阶层利益的均衡与发展。     

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事实应该是具有社会影响的、激起社会反应的环境事实和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应注意区分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需要充分体现社会学的视角,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识,不断扩展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对待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演化趋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护环境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对与环境相关的重要社会主体进行分析、对待理论导向的研究和政策导向的研究等方面,环境社会学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立场。     

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诠释社会学——二十世纪社会实证分析主义思潮研究

针对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应采取新制度主义法学派的视角,并着重参考马克斯.韦伯的诠释社会学的观点,特别是将其＂价值无涉＂的观点引进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在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基础上论证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在研究科学主义对社会实证主义起源的影响后,检讨揭示出两种方法论在逻辑起点＂应然＂与＂实然＂的区别,放弃在科学主义方法论在本体论论证中的全盘套用,廓清社会分析实证方法的范围。     

语言与法：关于“善”的解释与论证的博弈

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人们努力进行着通过法学方法实现个案中对规范性命题与案件事实之间某种逻辑关系证立的尝试,由此实现立法目的,建立＂符合道德要求＂的社会秩序。但其不可避免地被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适用的悖论问题和法律论证理论中的＂明希豪森困境＂所困扰。面对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解构,法律有效性受到冲击。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层面的理论思考将对法律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进路。     

实践唯物主义同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之解决

实践唯物主义同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之解决孙伟平在《人性论》中，休漠提出了一个价值论领域的基本而重大的问题，即以“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判断能否导出以“应该”为连系词的价值判断？以及这种推导的根据与理由是什么？按其实质，这一休漠问题也就是关于事实与价值、事...     

究竟什么是价值事实?

价值事实存在于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运动之中。它包括关于客体对象事实,主体人的需要等内在规定性事实,客体事实和主体事实之间关系事实,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客体如何改造的事实,人们进行的价值活动的事实,价值物在主体身上引起的效应和结果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事实的总和才是价值事实。     

论法律推理中事实与规范的有效链接

法律推理探寻解决法律问题的最佳路径,承载着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法律推理体系涵摄法律事实、法律规范与法律价值,始终存在着事实与规范的有效链接。适用法律规范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逻辑起点,事实问题是法律推理的小前提和进行裁判活动的逻辑中介。法律推理运作在面对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伦理命题时,应体现逻辑性、程序性、中立性和公示性。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的步伐基本上还处在以“选票”为中心的阶段,“选民文化”强过公民文化,而“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政治进程更加剧了这些倾向,造成了“省籍-族群”间矛盾的激化,政治文化偏重于对抗,政治悲情被滥用,不仅在重大的价值与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政治陷入空转。为改变这种情况,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力量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推动“协商民主”的实践,如提出公共新闻学、公民论坛、公民会议、社区协商等,尤其是进行“省籍-族群”间的沟通与和解活动,希望以此厚植台湾的公民文化,匡正“选票民主”的疏失。     

“异化”与“物化”：人的存在境遇之思——在青年马克思与卢卡奇的视野中

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资源,试图在二者的互动中,澄明以下三个问题：在思想史的背景中厘清对象化、异化和物化及其之间微妙而又深刻的交融和差异;异化和物化都是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境遇的哲学表达和真实写照,反思卢卡奇提出物化的时代必然性;在克服异化的途径上,马克思强调“生产之路”,卢卡奇侧重“意识之路”。笔者以为,要真正克服异化,必须借助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思想资源,同时只有将二者更好地整合起来,才是一条出路。     

《存在与时间》语境下的康德

"康德"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人物关键词之一。本文在《存在与时间》的视野内,试以《存在与时间》的行文为线索,对其中所涉及康德与存在问题、时间问题、"我思"、现象问题等进行论述,并对海德格尔和康德的相关理论有所展开。     

课堂师生话语权的实然与应然

课堂师生话语权的实然表现在教师独享课堂话语权、学生的＂伪话语权＂、教师分配学生的话语权这几个方面。探析课堂师生话语权实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师权威的泛化、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评价机制的单一。实际上,任何过分强调教师话语霸权或学生话语缺失的理论都是过于片面的,师生话语权是可以通过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实现共享的,这才是课堂师生话语权的应然。     

马英九“软实力”思想评析

在马英九以大陆为主要对象的“国家安全政策”中，“软实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他企图以政治价值观的漫洇，推动大陆民主化；以文化、教育理念的扩散，输出价值观；以“活路外交”塑造“民主台湾”、“文化台湾”的形象，最终达到对大陆实施“软制约”、“软制衡”的目标。虽然，由于岛内外种种原因的限制，马英九的“软实力”思想尚未对大陆产生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一切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实施的，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美国对两岸和谈的政策立场,是出于维系台海“不统、不独、不战”局面的战略考虑,以保证自己在台海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美国既不希望两岸举行统一谈判又希望两岸达成和平协议的复杂心态,表现在一方面希望两岸进行谈判,降低敌对状态,另一方面又长期对台提供军售,使其增加与大陆相抗衡的资本。此一“双轨政策”对两岸和平关系的构建,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往往起了互相抵消的作用。由于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谋求“法理台独”的强烈反应以及台海紧张局势的升高,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两岸政治谈判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的上述战略考虑,在反对台湾“独立”、维系两岸和平这一点上,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有相通之处,客观上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广西建设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示范区的思考

把广西建设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是中央发挥广西"四个模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广西战略地位的又一重大举措。广西应该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广西在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国际化发展等四个方面的示范作用,建设好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示范区。     

论“革命马克思”向“和谐马克思”的历史性转变——兼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学说,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政权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所取得,因而在传统意义上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革命与斗争的理论,于是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思想长期被深度地遮蔽起来。廓清我们党从"革命马克思"向"和谐马克思"重大历史转变的脉络和走向,澄清曾经被历史误读"革命马克思"的传统认识,重新认识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思想本质,重塑当代中国"和谐马克思"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