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促进政府治理效能提升

正无决策,即无行政。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的起点,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目的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之笼。2019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是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极大推进了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程。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15年度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正>苏府办[2015]141号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为规范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促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根据《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要求,市政府办公室经各地各部门申报、相关部门会商审议,编制成《2015年度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经市政府同意,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请本目录明确的各承办单位根据《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要求和目录安排,会同有关单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是提高决策质量、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创新制度,有必要在探讨其概念特征、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外制度的实践经验,系统建构我国的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36条对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略,建议将其独立成章,对评估的主体、对象、程序、标准、方法、效力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法治化。     

《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政策解读

正一、文件修订背景2010年,我市出台《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将科学、民主、依法的行政决策机制固定下来,进一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穗府办[2014]59号,以下简称《听证办法》)作为规章的配套制度,自实施以来,充分保障了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规范了行政决策的听证程序,促进了我市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走向程序正义——对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文本分析

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可以有效约束政府公权力,提升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是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制定和落实,是推动我国法治走向程序正义的重要一步。以现有省级政府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作为分析对象,从时间与地域、内涵与外延、法定程序、责任追究等角度进行缕析,可以为优化相应程序的制定提供借鉴。从政治行政二分的视角来看,省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集中反映了央地之间的博弈,而在权力制约方面有着突出价值,同时,在如何落实责任追究方面仍待细化和明确。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正>成府发[2015]36号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成都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已经2015年10月26日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5年11月13日成都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一条目的依据为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提高重大行政决策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共中央《关于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正>吉政办发[2023]16号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70号)和《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吉政办函[2022]136号)有关规定,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公布

正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坚持将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     

加快推进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

<正>为了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高决策质量,保证决策效率,国务院于今年5月8日公布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并已于9月1日正式施行。《暂行条例》的施行不仅是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实践范本,对完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贯彻落实《暂行条例》过程中,从加快推进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正>黔府办函〔2023〕28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贵州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的规定,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将《贵州省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印发给你们,     

确保重大决策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9年5月,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从中央顶层设计的层面规范重大决策的专门法规,标志着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在新     

关于沈阳市政府行政决策程序及其法制化的调研

政府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是推进政府行政决策科学、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核心,其行政决策过程及程序的重要性更彰显推进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的紧迫性。对沈阳市政府的行政决策程序及其法制化问题进行调研是为了发现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问题,总结经验,规范行政决策程序,为实现沈阳市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民主、法制提供可操作性的办法,对完善我国未来行政决策体制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对当前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法治化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在行政改革中越来越得到重视。将行政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决策中,对促进行政决策的民主法治化有重要意义。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将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程序制度的构建有所推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

<正>(2019年8月31日)沪府发[2019]18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国务院发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19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基本原则和决策作出程序、调整程序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办法,对于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约监督行政权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本市各     

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思考

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新时期我国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其中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政府的本质内涵,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障。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的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总体框架和我国当前行政决策机制改革的法律保障现状,我国要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目标,就必须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同时,健全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民主参与行政决策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政府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云南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将施行公众参与是亮点

正决策是行政行为的起点,规范决策行为是规范行政权力的重点,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端。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云南省人民政府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将于6月10日起施行。制定《规定》的背景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类型化法律问题

重大行政决策的内涵在理论上存在模糊性与争议性。梳理当前我国省级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议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类型化为规范制定类、计划规划类、管理服务类、改革发展类、政府事务类及其他类,并对不同类型决策的原则和程序作有效界分。     

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路径探究

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乃现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鉴于行政决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固有必要首先在学理上完成行政决策概念之转译,并借此将重大行政决策纳入现行法律话语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完善现行立法所涵摄之行政决策规定、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阶段性及程序规制、修正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以及建立决策责任追究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不能走过场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于规范政府决策权力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各级政府相关制度规定的出台,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基本确立起来,但是,仍然存在决策范围模糊、权威性不高、专家和民众参与不充分等问题。对此,需要通过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制度、保障专家和民众参与权、提升审查机关的独立性等措施来进一步完善。     

地方重大决策失误需依法追责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失误时有发生,造成政府巨大经济损失与公信力降低。地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现有的责任追究规定内容各异且制定主体层级不一,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因此,地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应围绕实体限制和程序规范对责任追究制度中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从而实现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