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性质的多维解读

传统上我国学术界普遍从手段或措施的角度对秘密侦查予以认识。这种认识缺陷导致人们对秘密侦查“神秘化”,秘密侦查法治化状况极差。从诉讼法理上而言,秘密侦查的性质应为一种侦查行为和诉讼行为,它具有自身的特征,与强制侦查行为和技术侦查行为有一定的区别。     

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和风险分析

秘密侦查的"秘密"状态在最大化地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功效的同时,也导致外界对秘密侦查监督严格程度的放松.侦查机关独享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使秘密侦查适用中存在四项巨大风险,即损害公正审判权,威胁侦查员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使用线人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传统的程序监控机制和外来监督机制失效.因此,秘密侦查立法应充分考虑各种相应的防弊措施.     

论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近年来，走私、贩毒、贩枪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大量涌现并呈现出新的形式，致使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揭露和证实这些犯罪的过程很难收到明显效果，于是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秘密侦查措施缺乏法律规定，使这种侦查手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秘密侦查立法，严格依法办案程序，真正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无疑是我国秘密侦查立法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司法权合理运行视域下秘密侦查法治化研究——基于2012年新刑诉法的分析

秘密侦查是国家法定专门机关运用侦查权查缉犯罪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具有稳、准、狠的特点。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公民隐私权、自由权的侵犯。基于人权保障和权力规制的价值理念,秘密侦查应该法治化。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从司法权合理运行的视角反思我国目前立法上的成就与不足,分析其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以国外秘密侦查立法模式为借鉴,并以我国立法传统为根据,秘密侦查的立法应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它包括秘密侦查措施、对象、时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内容。     

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活动层出不穷,犯罪手段不断增加,秘密侦查制度相应的也要随之完善。法治化是秘密侦查制度的必然趋势。在法治化的进程当中,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仍不够健全。完善我国秘密侦查制度,可以通过对比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找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秘密侦查制度的优势,从而使其更具系统性,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秘密侦查概念探析

秘密侦查是规定主体对于在侦查相对人知情的情况下难以开展或者无法完成的非强制性侦查活动,以隐藏或欺骗方式加以实施的过程。本文从对法哲学概念论,秘密侦查的历史演绎,秘密侦查的特征,秘密侦查的内涵、外延等各个方面的论述,提出了秘密侦查的概念。     

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随着科技的进步,犯罪活动层出不穷,犯罪手段不断增加,秘密侦查制度相应的也要随之完善。法治化是秘密侦查制度的必然趋势。在法治化的进程当中,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仍不够健全。完善我国秘密侦查制度,可以通过对比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找出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秘密侦查制度的优势,从而使其更具系统性,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刍议

秘密侦查是一种侦查部门经常使用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方法，由于其极强的隐蔽性和不透明性，加之我国立法的不完善，致使秘密侦查在实践中易被滥用，侵犯公民权利。通过对域外立法情况的考察和借鉴，我们对秘密侦查的立法态度应该转变，应在法律中对秘密侦查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审批主体、实施程序、救济措施等进行具体的规定，将秘密侦查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来。     

技术侦查须严用

面对犯罪手段的日益隐蔽化和高科技化,侦查机关在侦办危害国家安全、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时,有时不得不采用监听、摄录、卧底等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手段,国际上也已有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许可这些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     

论控制下交付的法律性质

控制下交付是否为强制侦查行为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根据控制下交付的类型进行判断。控制下交付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构成实质性侵害。替代品控制下交付中对可疑物品或财物进行的秘密扣押属于强制侦查行为,应设置较为严格的程序,而其他控制下交付都属于任意侦查行为。人货同行的控制下交付会对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构成侵害,但侵害的程度远低于监听。控制下交付是与技术侦查并列的一种侦查措施,不能以概括性的控制下交付许可令实施技术侦查。替代品控制下交付是与秘密扣押为一体的侦查措施。     

论贿赂案件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侦查赂贿案件行之有效的手段。在适用诱惑侦查时,其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有证据证明的严重受贿行为,其对象应是很可能因同一事件或其他事件继续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其证据条件则是缺少相关物证书证或"第三方证据"。可以从人、物和环境三方面来设置侦查诱饵,由此设计行动方案、创造侦查条件、确定合理行贿理由、实施贿赂交易、荻取监控证据。从而,利用诱惑侦查之结果,通过监听、搜查、调查和审讯等秘密的或公开的侦查措施,全面查清侦查对象的受贿事实。     

论秘密侦查的存在基础

秘密侦查是我国侦查实践中一种功效卓著的特殊侦查手段,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以公正合理的地位。文章拟从学理依据及法治化前提的角度探讨秘密侦查措施存在的正当、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近代秘密侦查史稽考

近代中国因为外国列强的入侵而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使得这一时期的秘密侦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秘密侦查机构日趋庞杂,人员数量日益庞大,秘密侦查网络日趋严密;秘密侦查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秘密侦查无法可依,滥用现象十分猖獗;秘密侦查的技术含量得到明显提升,新型秘密侦查方法不断涌现等等。近代中国秘密侦查的滥用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加快秘密侦查的立法工作,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尽最大限度减少秘密侦查的负效应。     

秘密侦查的法规范建构——职务犯罪视野的思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与手段提出了新要求,秘密侦查因能够有效瓦解犯罪人之间基于囚徒困境而订立的攻守同盟,因而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扩大秘密侦查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将其适用于所有职务犯罪案件,而且立案之前可以用秘密侦查发现犯罪线索,在立案之后可以用秘密侦查收集犯罪证据。同时,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应该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侦查措施立法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侦查措施立法,既要总结我国目前侦查措施的种类及其使用情况,又要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定》、《刑事诉讼规则》对侦查措施的规定,还要借鉴、参考域外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和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意见稿对侦查措施的规定。该法再修改对侦查措施的规定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精神并与此相适应;基本法律与规章要协调一致;吸收实践中经常用的、成熟的、公开的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立法应易粗不易细、易原则不易具体;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分别规定;侦查措施的排列顺序应体现先公开后秘密、获取实物证据的措施在前获取言词证据的措施在后。基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侦查措施种类和顺序规定一般为:勘验、检查;搜查;紧急封闭现场;扣押;调取;辨认;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鉴定;通缉;通报;堵截盘查;心理测试;控制犯罪;派遣秘密侦查员;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技术侦查;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     

论职务犯罪线索来源渠道的拓展——以几种侦查措施的利用为视角

职务犯罪线索发现难,是困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一大难题。相比而言,公安机关在线索发现上则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笔者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有的放矢的选取技术侦查、秘密搜查、控制阵地与控制赃物三项公安工作中常用的、前沿的侦查措施,试图破解职务犯罪线索来源的难题。     

论中国秘密侦查的历史变迁及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秘密侦查,它的历史在我国源远流长,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变迁,从萌芽一步步向前发展。文章回顾了各个阶段秘密侦查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秘密侦查文明成长的历史规律,并对秘密侦查发展史所蕴涵的现代启示作了解读。     

适度公开侦查原则论

适度公开侦查原则是行政公开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长期以来所强调的侦查秘密原则存在固有的价值缺陷,该原则过分强调侦查程序的工具合理性而忽视了价值合理性。确立适度公开侦查原则具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基础,它是民主政治的法律程序制度落实,确立该原则有利于监督和制约侦查权力的运行,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和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能够确保公民知情权在侦查领域中的实现,促进侦查程序正义性价值目标的实现。适度公开侦查原则要通过立法加以确立,立法内容上要对侦查公开对象、事项、方式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论侦查措施的改革与创新

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犯罪",继承和发展刑事侦查工作措施,切实提高侦查效益,有必要实行信息化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措施相结合的侦查破案模式。为此,要确立信息化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措施相结合破案的侦查理念,注重对信息化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措施深入学习,加大对基层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对刑事侦查人员实务操作的培训,积极改善信息化条件下刑侦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