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刑法因果关系本身并不直接说明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而是存在一种影响刑事责任的具体的运行机制 ,从刑事责任的功能以及刑法因果关系在实践中的运行角度看 ,刑法因果关系通过其运行机制 ,对刑事责任的质与量都提供客观基础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理论的探析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重要概念之一。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定义,我国学界主要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刑事责任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三种观点。本文在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与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我国的刑事责任能力概念应当是犯罪能力和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因果关系问题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且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而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本文从刑法因果关系的含义入手,分析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及因果关系在认定刑事责任中的作用,从而为科学运用刑法因果关系指导实践提供条件。     

从我国古代赦免制度谈老年人刑事责任

老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迄今仍非常薄弱的一个课题。随着老年人在社会人口结构中比重日趋增加 ,研究这一问题开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借鉴我国古代赦免制度中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考虑到一般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经济性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刑法应当规定对老年犯罪人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研究

关于刑事责任,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学说。刑事责任依据犯罪人所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否定性法律评价和刑事处罚的责任,是社会性和伦理性两者的统一。刑事责任是独立存在于刑法体系中联系犯罪和刑罚的中间环节。刑事责任作为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积极的作用。随着立法的完善,对刑事责任的规定也会越来越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

认识错误的认定关系到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和刑事责任,以及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我国目前适用的刑法无认识错误的规定,在旧刑法制定和新刑法修订过程中,学界曾提出过许多关于认识错误问题的理论案,但是没能被接受。借鉴外国刑法关于认识错误的理论,立足本国刑法基本理论以及刑事司法实践,集中探讨我国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理论的现状、缺陷并提出立法建议。     

刑事责任能力独立于犯罪构成的再审视

因刑事责任能力免罪,使得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罪刑失衡现象。新旧学派和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能力本质的界定不同。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应当是刑罚适应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应当剔除出犯罪构成,不作为定罪依据,而仅作为量刑依据,以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符合防卫社会的要求。     

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功能的融合——以刑事损害赔偿为视角

随着公法与私法的相互融合,刑法与民法、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刑事损害赔偿这种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在具有补偿功能的同时,也具有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功能。因此,刑事损害赔偿可以影响刑事责任,也可以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之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功能的融合有利于我国刑法的轻刑化,有利于非监禁刑、包括刑事损害赔偿在内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发展和运用,使刑事责任的惩罚性、破坏性色彩淡化,实现良性的刑事法治。     

论医疗事故罪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的罪名，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医疗事故罪的构成条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及该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争议颇多。文章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及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相关规定，阐述了对医疗事故罪的认定及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以期对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基本问题

期待可能性是刑法中规范责任论的核心内容,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获得了普遍认同,我国刑法也有必要移植该理论。在判断标准上,应采取类型人标准,而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应当作为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刑事和解罪刑均衡问题探析——以刑事责任为视角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关于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探讨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关注的问题。由于刑事案件个体的特殊性 ,由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可行的。     

NGO在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刑罚处置的功能和作用亟待加强；NGO组织的天然优势使其成为实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必然选择；NGO组织在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显著。     

论取保候审中保证人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两种保证方式,即人保和财产保,还规定了违反保证的处罚,以保证取保候审制度的施行。但从近几年取保候审的实施情况看,保证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不足以充分有效地发挥该强制措施的制约作用。文章阐述了保证人的义务、义务认定主体、违反义务的责任以及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司法建议。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罪犯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罪犯教育是对犯罪者再犯罪的一种预防 ,是改造罪犯的根本措施和手段 ,也是执行刑罚的目的所在。对罪犯教育的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是对人性认识、犯罪原因认识的综合产物。远古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了众多的观点。罪犯教育理论是刑罚理论发展的产物 ,是罪犯教育实践的结晶 ,它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行刑科学化、人道化进步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教育理论。     

论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

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为14周岁。近年来未成年犯罪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的趋势说明未成年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年龄已提前,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4周岁已不能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本文试图从法律规定的历史沿革、立法价值、社会现实等角度来考察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存在的问题,希望藉此能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为完善这一规定尽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