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构建

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处置的主流手段。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立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机构,科学设置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项目,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意义深远。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处置已成为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影响着司法实践。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新的举措和重要方式,对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量刑建议仍在积极探索和经验准备阶段。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也一直是各国刑法共同关注的问题。文章从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入手,着重分析了在刑法中可以适用及不适用的刑种,提出可以加大推广非刑罚手段的适用。     

浅析和谐社会中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刑法保护

未成年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 极易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运用刑罚对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进行保护历来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目标。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了特别关注,注重运用合理的刑罚手段惩处和预防针对他们实施的犯罪行为,通过刑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罪错未成年人治理之困境及出路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并无相关数据予以佐证。相反,近年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下降趋势。当前,针对个别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的惩治措施并不完善,未能有效抚慰社会大众之愤怒情绪。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整体上呈现出安抚不足的现状。刑法具备补充性,且刑罚之目的在于惩罚及预防犯罪,但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并不能实现刑罚之目的,因此,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可降低。抚慰社会大众之愤慨情绪,需完善当前的惩治体系,加强运用强制措施,构建非刑罚的分级处遇机制,做到“罪罚相当”。     

基于村社控制的边疆农村少年非刑罚处置研究

利用村社平台，构建适应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村违法犯罪少年实际的非刑罚处置机制，村社在对违法犯罪少年的控制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行为监控；2．心理辅导；3．知识传送；4．联系反馈。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将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     

俄罗斯未成年人刑罚体系研究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刑罚体系的设置区分不同对象,对未成年人适用的刑罚专章予以规定,普通法体系中的刑种只有六种对未成年人适用,在具体适用时,其数额、执行期限、执行场所都较成年人有所优待,这些特别规定是俄罗斯刑法人道、公正与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中的体现,彰显着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爱,也标志着宽缓的未成年人刑罚体系已经形成.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力度。尽量采取非监禁刑罚措施,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可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     

NGO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NGO(即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缩写)亦称为在企业——市场体制和政府——国家体制之外的“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一般是指那些致力于公益事业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的社会中介组织。NGO包括行业自主性NGO,如商会；社会运行监督组织,如审计事务所；为市场活动提供咨询、技术服务的NGO,如信息中心；监督市场活动的NGO,如消费者协会；促进劳动力就业的NGO,如人才交流中心；促进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发展的的NGO,如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创建各种NGO,以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的运动席卷全球,方兴未艾。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论轻刑化在我国的实现

轻刑化,指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和预防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轻刑化是刑法谦抑性的应有内涵、是保护人权的需要、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轻刑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轻刑化的适用要以犯罪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同时,轻刑化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个方面来实现。     

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由于认识的不同，理论界对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应占有的地位看法不一，在各种观点中，罪、责、刑平行说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的实际。在刑事责任的阶段划分上，一般认为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之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得到确认和实现。关于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以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的见解为妥。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量刑基准规范化引论

量刑基准是否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传统的量刑基准理论和确定方法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深化，这样才能科学地解决量刑基准规范化的问题。     

论法定量刑情节及其写作

法定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影响量刑幅度的案情事实 ,其具有法律的规定性、情节的特殊性和量刑的制约性等特点。法定量刑情节可作三级分类 :一级分为从宽和从严两大类 ,二级分为应当和可以两小类 ,三级分为免除、减轻、从轻和从重四种。法定量刑情节的写作包括法定量刑情节的叙述和相关法条的引用两项内容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刑事政策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刑事政策思想产生的重要根源,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以法家思想为内隐的特征,其实质就是义务本位,这种义务本位又是通过国家本位与家族本位的伦理价值模式具体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这一文化背景,反映到刑事政策思想领域,就是因时而变的刑事政策思想、刑罚不平等的刑事政策思想以及罪刑擅断的刑事政策思想等。     

论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社会意义

在我国 ,保安处分立法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保安处分立法的宗旨同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相一致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已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它是治理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的需要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保安处分立法能弥补刑罚的不足 ,达到完善我国刑事制裁措施的目的。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