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之名行政之实--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色彩

政府采购合同是着民事合同的“外衣”,深藏着行政的实质。在政府采购合同中,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委托人是政府采购合同的必然的一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受到限制;合同内容中存在着非约定权利;合同的变更或终止受到限制。解决政府采购合同纠纷,采用民事救济与行政救济途径相结合的方式。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合同中的适用

《行政许可法》首次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引入了信赖保护原则。本文作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乃是适用于包括行政合同在内的所有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一项普遍原则;行政合同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确定性形成合理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更、撤销或废止该行政合同,如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行政机关的承诺(或合同)违法而确需变更、撤销或废止,必须对行政合同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或者赔偿。因此,行政合同领域同样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私法合同初论

行政私法合同是与传统行政合同、民事合同有区别的一种新的合同类型。它是行政主体为实现对公民一方生存照顾的公共行政目标,而与行政相对人签订的具有公私法权利义务混合性质的协议。行政私法合同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均为保证实现国家对公民的生存照顾;双方当事人在公法上处于一方履行职责另一方享受权利的地位,在私法上则处于双方权利义务平等的地位;合同以生存保障为前提,但遵循偿付公平原则进行对价支付。在德国、日本等国家,行政私法已形成为较成熟的理论与制度。在我国目前贯彻"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行政私法合同作为一种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可以广泛适用于社会福利保障、公用事业服务等给付行政领域。     

行政合同与公安行政的变革

行政合同在公安行政管理中的运用 ,是对公安行政的一种变革 ,使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从传统的命令———服从的管理模式向服务———合作的模式转变。公安行政合同的应用十分广泛 ,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 ,需要进一步规范。     

论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行政合同的本质精神。行政合同在充分体现“平等,自由,对价,合意”这四大契约本质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其他一些经典的契约制度。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对于限制行政权力发挥着积极作用。     

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探析

对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已成为各国通行做法.行政合同在我国行政实践中的大量存在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合同未作特别规定.通过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当前行政诉讼制度下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的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双向性诉讼结构”是必要的实践选择.     

行政合同之识别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应当依据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从不同侧面来综合识别行政合同,并以此来辨析行政合同与行政行为、民事合同、行政私法合同.     

论行政民主法制化

行政民主法制化是对“民主法制化”在行政领域的具体要求。行政民主法制化体现在民主的行政决策、行政公开(包括政务公开、行政听证、行政咨询与建议)、行政监督等制度中,以参与、程序、公益和效率为原则,依法保障公民的行政民主权利。     

行政合同制度与现代行政管理

在“统一合同法”起草制定过程中，法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便对行政合同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中国究竟有没有行政合同，或者说有没有行政合同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有，那么立法应如何处理?1995年1月由全国12所院校分章起草，并由梁慧星研究员整理形成的“合同法试拟稿”中，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界定在平等主体之间，而分则规定的24种有名合同中，又包括了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合同，     

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

作为契约精神与现代行政理念契合的结果,行政合同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并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大量运用,成为我国政府管理的一种重要行为方式。从论述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入手,分析当前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行政合同的应用提出建议和对策。     

行政合同诉讼比较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初期未对行政合同的特殊性予以特别考虑,致使我国行政合同诉讼审理规则模糊,不利于保障行政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完善我国行政合同诉讼制度,拟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行政合同诉讼的经验予以介绍,在比较研究之后,总结规律,以资借鉴。     

试论对行政合同的法律控制

行政合同是从民事合同中产生的,与民事合同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它是民法精神渗透行政法的融合物。但行政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它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益权。为了防止行政优益权的滥用,防止行政机关借用合同的形式损害公共利益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合同行为予以法律控制,将这种新型的行政方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运作,促使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论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

行政诉权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以及当下法学理论界仅仅关注行政相对人一方．一定程度上相对压制甚至剥夺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主体一方行政诉权，这并不利于行政机关服务于社会之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无助于官民平等关系的打造。应在“平衡论”原则指导下，在监督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适当放宽对行政机关诉权的限制，以达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平衡。     

行政合同诉讼探析

行政合同是随着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殊行政管理现象。但是长期以来就该类案件的受理和审理的争论一直困扰这审判人员。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本文拟就行政合同争议的表现形式以及诉讼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期望能为审判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构建

在数字社会,电子化行政成为政府数字化的主要方式。但是,电子化行政在行政基本法典中的主体定位和制度构建依然是难题。电子化行政的逻辑起点包括合法性逻辑、主体性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因此,对我国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法律构造应该从主体构造、权力构造和责任构造三个方面展开。在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制度时,我国应该从构建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责任分配制度、建立电子化行政的“行政代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完善涉电子行政平台诉讼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理论之适用与变通

证明妨碍理论也应如同证明责任一般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这要求证明妨碍责任不得逾越期待可能性与比例原则允许的范围,而应视行政行为的性质、可能附加于行政相对人的后果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等要素而定。即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涉及行政法律责任的干涉行政,需克制证明妨碍理论的适用;而对于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合同、行政赔偿、工伤赔偿等非干涉行为,可以援用证明妨碍理论解决实务问题。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中激励性行政合同的运用

在自然垄断行业激励性规制方式中,有创新意义的就在于逐步引入了行政合同规制方式,针对行政合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认真分析激励性行政合同的影响因素,并揭示行政合同的属性,总结规制机构在行政合同履行中的特权与限制,从而实现行政合同的法制化,以促进自然垄断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行政自由裁量权发展与规制探微——从行政法治的语境出发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并自行决定是否行为以及如何行为的权力。奉行“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古典行政法治主义者并不承认政府有自由裁量权,事实上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法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实质意义的行政法治承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但同时对之进行合理监控,从而提高行政机关的服务水平及依法行政的层次。     

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研究

补偿主体的确定是行政补偿的首要环节。我国现行与行政补偿有关的法律没有确定补偿主体的指导原则,补偿主体往往就是征收主体,这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极易引发“政群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补偿应以“受益者补偿”作为其主体确定基准,同时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主体的现存类型及存在问题,提出健全我国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的构想。     

行政参与原则探讨

行政参与原则主要的理论基础是民主宪政、程序正义,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一个程序性基本原则,其价值功能日益凸现。我国在行政程序中引入行政参与原则及其制度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对行政参与理论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行政参与原则的制度建设基本停留在单行行政法律法规方面等,我国应从培育公民的行政参与意识入手,将行政程序法典化,来完善行政参与原则及其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