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文化障碍消除对策研究

行政改革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和依赖,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行政主体、行政客体和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少行政文化方面的障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消除行政文化障碍的对策,即重塑行政主体,以构建优良的行政主体文化;以人为本,建立健康的行政客体文化;制度创新,建立先进的行政制度文化。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问责对象的泛化、问责范围的偏颇、问责主体的单一,等等。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无缝隙行政问责制: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施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无缝隙问责制既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未来行政问责发展的需要。其概念的生成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其内涵包括了责任划分的无缝隙闭合、责任监督的无缝隙覆盖、责任追究的无缝隙衔接以及责任链条的无缝隙管理等四个要素。可从构建大部制职权配套的政府责任体系、整合党内问责和行政监督的衔接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异体问责体系以及构建无缝隙行政问责制运行的政治生态等方面建设中国特色无缝隙问责制。     

论行政相对人行为代理

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代理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行政相对人行为代理与民事代理、行政代理和诉讼代理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借鉴民事代理制度来构建行政相对人行为代理制度,同时也应注意到两种制度的区别。     

完善我国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构想

行政主体理论是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有行政主体理论之缺失,然后借鉴国际上通行的行政主体概念,试图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主体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将行政主体分为享有行政主体、过程行政主体和实施行政主体三种类型。     

自动化行政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自动化行政作为一项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因其运行机理的特殊性,加之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愿审查”“形式审查”和“审查不能”等问题,因而备受争议。本文基于自动化行政的运行机理,提炼总结出主体、内容和程序等三方面合法性审查要件之特殊性,并分析了实施合法性审查的对象范围。司法裁判应跳出传统行政行为的固有审查逻辑,秉持“功能主义”“行政过程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在厘清自动化行政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划分之前提下,坚持对自动化行政决策过程进行整体性审查。为避免对自动化行政造成过度冲击,在个案裁判中还应当引入利益衡量机制、拓宽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论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性质、功能和路径

在环境侵害事件中,不少受害者因不明责任主体的环境污染源、责任主体履行能力弱等原因难以得到充分救济,社会风险增长。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是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制度构建重要内容,本文就该制度机理、功能和制度构建路径进行初步论证。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风险分配机制,在功能上兼顾损害救济和风险治理,在制度路径上应该以现有的排污权制度为路径。     

西方政府诚信行政的经验

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诚信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政府应至少从三个方面借鉴美欧等西方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成功经验:实现透明行政、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完善监督体制。     

行政服务中心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机理分析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是在原有行政审批制度基础上的一种派生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找到了各方对制度供求的均衡点,并使之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社会绩效。但行政服务中心具有“回头留恋张望”式的路径依赖特征,原有制度的强大惯性不时地牵引它返回旧的轨道,为此必须对其科学定位、整合权责关系、构建监督机制。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行政补偿制度与完善

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授的损失予以补救的制度。它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本文以宪法修正案为背景,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试对行政补偿制度加以分析和探索。     

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确立依法行政理念,建设法治政府,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创建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但是,从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法治行政”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延伸到行政实践领域,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依法行政”只是“法治行政”的一个方面,构建“法治政府”,实施“法治行政”不仅需要依法行政,还需要合理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诚信行政、高效行政等等。因此,“依法行政”的提法并不妥当,更应该以“法治行政”取而代之。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并非只是提法的改变,而应该是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     

民营化对中国行政法制之挑战

刘飞在《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载文《试论民营化对中国行政法制之挑战》认为，民营化的范围包括由民间主体参与履行行政任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所有方式在内，其实质是国家与私人之间在“执行责任“上的分担，而国家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给付所负有的“保障责任”则保持不变。民营化有三个方面的界限：一是法定界限。     

行政公物与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构建

行政公物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与执行公务之便利,所管理或者使用的财产。对行政公物概念及其范围的理解,我国和域外有所不同。构建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有宪法、法律和其他规范性依据。目前,我国行政公物制度存在定位失误、监督不力、改革滞后等问题。加强预算监督与审计监督,健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机制,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公益诉讼制度等等,是推进行政公物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     

“高效行政”源于行政体制与机制创新

“高效”是我国行政管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要做到行政高效,只有源于不断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机制创新。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而政府运行机制的创新则应围绕着“权力”、“官僚”与“程序”这三个“实体”来展开。     

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研究

补偿主体的确定是行政补偿的首要环节。我国现行与行政补偿有关的法律没有确定补偿主体的指导原则,补偿主体往往就是征收主体,这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极易引发“政群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补偿应以“受益者补偿”作为其主体确定基准,同时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主体的现存类型及存在问题,提出健全我国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的构想。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行政补偿概念刍议

学术界对行政补偿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从行政主体方面有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补偿、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补偿和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行政补偿三种;从行政相对人方面有协助公务受损的行政补偿和为公共利益而受损的行政补偿两种。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合法行使职权给相对人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或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公益行为引起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由行政主体依法予以合理补偿的制度。     

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入手控制我国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过高,已成为影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行政成本控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政伦理失范必然造成行政成本扩张。目前我国行政道德责任缺失和伦理失范的现象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的行政成本偏高、增长过快。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主要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和价值观转变。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一是逐步使公职人员道德要求法制化,二是要加强自律养成,三是努力营造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四是改善公务人员生存和发展环境,五是建立行政伦理的社会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