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定量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当前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本文对公众的（不）公平感进行了测量,并检验了学界主流理论对公平感形成机制的理论阐述。研究表明,大多数公众对收入分配具有较高的不公平感。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社会比较理论和参照人群理论更能解释公众公平感的差异。     

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CGSS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等结构主义变量和家庭背景、相对剥夺感等建构主义变量对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特点为"中层及以下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住境况越好、家庭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而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分配机制,以及提升农村青年获得财富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村青年阶层的阶层认同。     

相对剥夺感与“精英犯罪”

"精英犯罪"是指被社会视为"精英"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和部分办事人员利用职业便利所从事的犯罪行为。"精英"本身掌握一定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因而容易产生与周围人群比较的心理。当某些利益他们以为本该得到而没有得到,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从事谋取财富、权力和声望利益的犯罪行为。防控"精英犯罪",应该倡导公平理念和落实公平制度,消解其相对剥夺感。     

台湾青年“反中”情绪的根源

近年来,岛内社会运动中青年参与的能量不断增大,"反中"色彩日益明显,以至于在2014年掀起了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均产生较大影响的"太阳花学运"。台湾青年热衷参与社运,且"反中"情绪浓厚的根源,与青年成长的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一、"相对剥夺感"增强是青年参与社运的内在动因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的"相对剥夺感"越大,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就越强;社会运动是参     

新技术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研究

新技术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替代效应"上,本研究通过区分不同青年劳动群体,探究"替代效应"在其工资收入以及职业流动意愿上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职业技能专业化水平更高的群体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相关的较前沿技术接触的机会更大;社会经济地位更低、职业技能专业化水平更低的群体与人工智能无关的一般技术接触的机会更大。新技术对不同青年劳动群体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人工智能、自动化相关的较前沿技术对第一、第二产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替代效应"有限性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总体上人工智能、自动化相关的较前沿新技术的引入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新技术引入会刺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职业专业化水平较低的青年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     

互联网对中国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对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更大。其中,网络使用频率愈高,青年群体对政府和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和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就愈低,而民主意识观念则会更强;互联网的这种影响也受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和媒介可信度的调节。受互联网影响,我国青年人群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民主观念日益增强,政治态度总体上日趋开放。这反映出在互联网环境下,青年群体有可能发挥推进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     

年轻人不愿意努力了吗？——“反内卷”话语下青年对勤奋伦理的重新阐释

优绩主义价值观将勤奋伦理与社会分配相对应,许诺了努力就有回报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情境中,可观可感的即时回报并非必然。由此,部分青年产生相对剥夺感,以话语实践对优绩主义勤奋伦理与勤奋规训展开反抗,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以自身话语重新阐释勤奋伦理。以“反内卷”为名,青年群体反抗绩效导向,呼吁意义与主体性的回归;反抗付出与回报失衡,呼吁带来适足收益的体面劳动。基于青年群体的上述诉求,社会多元主体应从立志教育、自我探索、理性归因三个方面着手对青年群体进行价值引导,助其树立正确的勤奋伦理观念。     

数字鸿沟与相对剥夺感: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随着数字化变革的推进,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其可能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为探究数字鸿沟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研究区分了数字鸿沟的两个解读视角——ICT使用行为视角和信息资源视角。由此,分别从互联网使用技能和信息获取水平两方面构建理论模型,运用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呈相异趋势:互联网使用技能越低,相对剥夺感越高,互联网需求满足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信息获取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越高,社会公平感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这启示公共管理者应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技能支持,提高数字应用的使用友好度,并兼顾网络信息监管与公平社会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健康发展。     

“隐形贫困”青年的画像、成因及引导

城市"隐形贫困"青年群体若以工作与收入划分,大体可细分为三类人群:高收入、高消费的一线城市青年;青年"白领"群体;高校毕业的"宅家啃老族"。超前消费已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丰富多样的物质、新型的交易方式,为青年人追求时尚生活提供了透支便利。从"佛系"到"隐形贫困",反映了部分青年人的社会适应无力感,通过超前消费"刷存在感",会给青年人带来心理焦虑,乃至生活风险。社会应提供正向的价值激励,倡导"新节俭主义",帮助青年人树立理性消费观念,简约生活新风尚。     

抓住关键问题 调解收入不均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社会特别关心的问题。在解决收人分配时要抓住三点:第一,在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时,要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第二,在处理收人不公平与机会不公平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第     

当代青年未来发展信心调查

<正>【重要发现】青年群体普遍有信心在未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是影响青年群体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披荆斩棘的职场生活"令不同年龄和职业的青年群体向往。在压力与收入的平衡中,不到一半的青年愿意从事"高强度高收入"的工作。社会阶层呈现代际传递的趋势,对父辈社会阶层评价越高,其对自我社会阶层评价越高,对子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包括哪些方面 怎样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合理调整分配关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当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新变化及演变逻辑

当前我国大城市不同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主要呈现出以下六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理性爱国,对西方价值观认同度不断降低;二是对国内社会的公平感呈上升趋势,对反映社会公平指标等具体问题的主观评价呈现差异;三是对国家未来宏观形势表示乐观,对个人就业形势较为担忧;四是面临住房困难、消费不足及心理困扰等问题;五是对"双减"政策出台反映较积极,对"三孩"政策反映平淡;六是对新闻宣传媒体"不依赖"比例明显上升。不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演化的"底层逻辑"可总结为:"00一代"更加自信;青年群体思想与社会心态存在鲜明的内部个体差异;青年群体身上具有明显的"混和价值观"特征;互联网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年代群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     

秉承收入分配公平观与时俱进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关系

收入分配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且是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可能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也可能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公平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边缘化”带来的警示

被边缘化的群体与阶层原本优势地位的丧失容易滋生相对剥夺感和更为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社会怨恨的产生,进一步加大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收入差距偏大和普通劳动者收入权益相对缺失。这种分配现状的形成有深刻的根源,并已经引发出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应该在收入分配上采取"适度差距"原则,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收入权益,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教育发展与公平效率统一的实现

教育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教育的独特作用就是能把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发展教育既能体现经济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西方国家的实践也佐证了教育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这种独特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根本举措。     

阶层分化与居民社会公正观——对浙江温州的考察

通过分析2009年"浙江省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发现,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现"洋葱头型",与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仍有一定的距离;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总体偏低,阶层地位越低的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在被考察的五个维度中,人们对干部选拔和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感尤为突出。本报告既指明温州城镇居民在不平等评价上的"普遍共识",又分析这种共识的阶层差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对当前温州社会总体发展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为更好落实"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提供决策参考。     

相对剥夺理论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犯罪与管理创新

我国流动人口犯罪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也不可回避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特定发展阶段中特殊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相对剥夺理论,某个个体或群体在把自己同与自己相似的其他个体或群体相比后,发现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处于劣势,进而产生不满、愤怒和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失落感的心理状态。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是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心理根源,作者结合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于相对剥夺感的消除,提出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三结合”管理模式,即“疏”与“堵”相结合、“自治”与“他律”相结合、“民本化”与“社会化”相结合。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门槛”效应述论

由于既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金融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其"门槛"效应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收入分配和最优效用行为选择。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数量关系的系统分析,有助于研究其中的微观作用机制。微观经济主体利用金融服务进行要素投入选择,决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入等,从要素角度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金融服务进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上述影响机制又因初始收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享有金融服务的差异性,反过来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因此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特别是给低收入者创造更多的金融服务机会,是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