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民营化、分享制与非正式约束机制

本文从分享制产生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入手,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推行分享制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因素,并对制约因素的消解提出了新的思路。     

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变迁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野

在公安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滞后必然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内容，对比现有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最终找出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实现途径，无疑会对公安行政改革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几点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野

在公安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滞后必然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内容，对比现有公安非正式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最终找出公安机关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实现途径，推动公安行政改革的发展与进步。     

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

行政变革与行政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对行政变革的方向有重要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必然也使中国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刺激着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建设。     

非正式制度对公安机关组织变革的影响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公安机关的改革和发展中,历来是追求对正式制度的变革,但不应否认的是,非正式制度在公安机关组织内部也客观存在并对组织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非正式制度中既包括优良传统的保留,也包含着阻碍组织发展和变革的负面因素。公安机关要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变,必须正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争与正式制度的变革形成合力,促进公安机关职能的顺利转变。     

“数智之治”何以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S市社区新基建案例分析

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面临一系列治理难题和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数智之治”推进其化解突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技术-制度互构视角，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数智之治”强化基层合作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智之治”以技术赋能和制度嵌入推动基层合作生产，且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呈现时序权变特征。技术工具通过主体增能、权力赋能和结构重塑等赋能基层合作生产，制度嵌入则分化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股潜在力量。其中，正式制度以成文条例嵌入合作生产过程，实现规则更新、机制革新和模式创新；非正式制度以“网络-认同”机制发挥调节效应，通过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等途径嵌入基层内部，促进技术工具与正式制度交互耦合。     

腐败产生的非正式制度根源浅析

腐败的人性根源是人在利己原动力下,人性内在冲突中自然属性战胜社会属性的矛盾结果。制度根源则是外部约束存在漏洞或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给腐败以可乘之机。实际上,作为非正式制度范畴的伦理规范,不仅深刻影响着官员的意识形态,使得人性冲突表现更为突出,而且对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供给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伦理规范在腐败产生的人性根源和制度根源两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照上海看吉林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通过吉林省国有企业制度与上海市国有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制度差异是影响两地国有企业发展水平的根本因素.吉林省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存在的缺陷,主要有"软环境"缺陷、股权结构缺陷、治理结构缺陷和"代理"股东的问题等.吉林省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进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说明了会计信息的作用，并针对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原因：（1）从非正式制度的道德角度；（2）从正式制度角度。最后从道德和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措施。     

非正式制度改善与法治现代化实现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时,体现为习俗规范、社会价值观、制度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比显得比较无形和隐性,因而常常不受重视.然而,事实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一个法治社会能否建成起着根基性作用.可以说,不同信任特质的非正式制度,或推动或阻滞法治现代化.一般说来,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有利于法治现代化,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阻滞法治现代化.非正式制度由特殊信任特质向普遍信任特质的转变与改善,是法治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与不可或缺因素.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民生问题

制度是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紧密关联的,调节各种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行为规则的集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加以研究。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障、住房、社会保障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协调之处,困扰着我国当前民生改善的进程,也滞缓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制度因素分析--来自新疆、甘肃、宁夏民族地区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以人力资本及其制度的契合为切入点,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供给、制度绩效和对策建议进行了论述.人力资本积累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得以实施的关键和突破口,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制度的约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供给是相对丰富的,但正式制度短缺与非正式制度短缺仍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瓶颈制约,实证调查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证实了这一点.为此西部民族地区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教育法律制度供给,创新经济制度,加大教育投资,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开发的多元机制.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行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原因。以清廉收益和腐败收益为变量建立效用模型,通过效用最大化分析得出非正式制度影响清廉收益和腐败收益之间的替代率,从而进一步影响腐败行为;正式制度主要是通过影响腐败的期望收益,进而影响公职人员的预算线,最终影响到腐败行为。     

制度视域中单位的性别选择机制

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单位在人才招聘中选择行为的生成机制,可以得出招聘中男性偏好现象的形成是由于组织认知定型化和正式制度虚置化所致。组织认知定型化是由非正式制度即传统性别文化塑造而成的,而正式制度虚置化则归因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不相容、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无效。如果要改变单位的选择行为,就要强化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家族司法：古代和谐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设置

从司法制度层面看，中国古代在建构和谐社会时。除极端重视国家司法制度（正式司法制度）设置外，还重视非正式司法制度保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最重要形式的家族司法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家族司法是在基层社会缺失国家正式司法制度条件下符情适理的非正式司法制度产物。它于基层社会中排难有效，颇具和谐社会之作用，诸如国家正式制度难以解决的完粮纳税、家族间矛盾、正风澄俗、秩序维护等方面。不仅如此，古代家族司法之于当今农村法治建设、基层社会和谐秩序建构，亦颇具时代转换价值。     

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的个案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针对孤儿的社会保护制度,重点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儿童保护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的孤儿保护方面,主要的福利提供者为国家和家庭或扩展家庭。其他非政府组织力量基本缺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情形:错位、互补和正式制度的缺位。在错位和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国家对孤儿群体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农村孤儿承担了制度保护不足的负面后果。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非正式制度对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影响分析

研究农地流转制度,不仅要注重正式制度和规范的探讨,也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对于农地流转影响比较大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有：公有制观念、＂长官意志＂、平均意识、恋土情结、村规民约、血亲及熟人基础上的人际网络结构;农地流转制度创新,要充分考虑各类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方面,促进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制度创新分析

制度创新本身既包含正式制度的演化,也需要相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联动。制度创新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易于引发一系列社会不和谐问题与人们的心理冲突,因此,制度和谐与社会心理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应当创设利益均衡的制度保障社会和谐,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制度规则、实践阐释与目标置换：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自由裁量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生产的新型制度场域。社会组织面对正式制度的规范性、服务社区的情境性和自身生存逻辑考量，势必会在服务项目执行中进行自由裁量。社会组织的自由裁量区间表现为价值选择是利他还是利己；行动指向是需求还是供给；回报周期是长期还是短期；角色定位是伙伴还是伙计以及关系拓展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社会组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背后是行政主导逻辑：科层体制的惯性；行政考核的压力；秩序稳定的需求。社会组织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加以控制而无法彻底消除，对此可以通过稳定的发包关系进行事前控制；通过精细的过程治理进行事中控制；通过可逆的绩效评估进行事后控制。社会组织由被动控制到主动发挥自由裁量权的正功能，实现基于专业价值的制度规范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平衡，才是走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失灵困境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