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情善性”:孟子人道思想的本根

人的情性与人道并生,割裂情性、以情为恶等都是片面的、不合人道的。孟子的性善说既有善性,又含常情。常情善性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随着社会、人道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善性是常情的共享,常情是常欲的稳固,常欲是欲望的适度。孟子的人道思想以常情善性为本根,今人转观念、具常情、备善性、做常人方是正道。     

儒家向善的三重保障

人性善恶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扬雄认为人性中善恶混杂,韩愈认为人性分上、中、下三品,李翱认为性善情恶……这些论断都在一定意义上对人性善恶做了思考。儒家一贯秉持性善论传统,然而真正保障人们选择向善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儒家对向善的保障表现在三个方面:性善论为人们向善的选择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利益的鼓励和刺激是向善的积极保障;对恶的惩戒、对他人评判的敬畏是向善的消极保障。     

船山诗学内在矛盾的哲学根源

船山诗学的内在矛盾的哲学根源主要源自他的性情论思想。一方面,受命于天的"人性"是隐藏不见的,"性"隐"情"(欲)现,"性"的显现必须通过"情"(欲);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心"在与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先天之性"才发见为"后天之性",产生了"情感"倾向。由此,船山在批判朱熹性情论的基础上,厘清了四端是性,七情是情,从而明确地认定"情"是不善产生的根源。基于这种性情论,船山在其诗学批评中,对诗歌本质是抒情还是载道问题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矛盾之中。     

中国非典型现代性的人性矛盾论析

中国非典型性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催逼之下开始的。由于中国现代性缺乏内在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中国现代性人性矛盾不仅仅是表现为一个精神与肉体相分离的现代性矛盾,而且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消极抗拒西方现代性所导致的性善与非性之恶的矛盾,传统德性人性与西方理性人性的矛盾,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如何对待这个人性矛盾,保证中国现代性真正具有“中国印”,是中国现代性哲学担当。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君主的教化责任

董仲舒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为政者“威”自何来

人类的天性，从来就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性善，为公、清廉；而另一面则是性恶、自私、贪婪。     

《孟子》的人性论及政治意图

《孟子》的人性论,从人与禽兽区别的"几希"处言性、以心言性、以"端"言性、以"情"与"才"论性、以天论性,其人性论的实质是人性以善为本。《孟子》的人性论,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着不足,但《孟子》的主要兴趣点不在于对人性论进行严谨的逻辑解说,而在于由"道性善"而"称尧舜",从人性论引出王道政治的必然性。     

二程对孟子性善说的不同理解——兼论张栻与朱熹的立场

二程对孟子的性善说的理解是不同的。程颢以告子的"生之谓性"为前提,认为"性即气,气即性",将孟子的性善之性看作气质之性,属于后天已发;而程颐则认为孟子所论是"穷本极源"之性。程颢指出"人生而静上不容说",为其将孟子所论之性视为气质提供了佐证,从而为朱熹所继承,朱子提出理为"性之本体"一说;而程颐对牛马之性与本源之性的划分则为湖湘学派所继承,张栻对于性之"不容说"做出了新解,维护胡宏的性本之论。     

老庄的人性观

从"性"之涵义的流变入手,考察老庄杨朱等道家代表人物"人性"的定义,针对孟荀的"性善(恶)",老庄杨朱所强调的是"性真(伪)",主张通过"性修返德"的方法,朝向兼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一体的"道"前进,最后达至尽性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德哲学视域下孟子人性论的三个层次

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等问题,既是道德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孟子人性论关注的焦点。从道德哲学视域出发,对孟子人性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划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性,厘清人性、动物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彰显孟子人性论的性善道德主体;其二,围绕心性关系,点明四心即性善,阐释孟子人性论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其三,体察内外道德修养功夫,发掘天、势、气对于恢复性善禀赋的效用,探究孟子人性论的道德实践路径。     

论荣辱

荣辱作为一对基本的道德范畴 ,内含社会和个人对特定事件与人物的价值判断 ,反映人的道德价值、生存价值和社会价值 ,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对荣辱要做出正确的评判 ,必须从人的行为的善恶正邪出发 ,方能对其本性和根源进行透彻的理解。“荣辱”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归根到底来源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 ,其内涵会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教育应该遵循以义制利、以公导私、先予后取的原则指导荣辱观的培养。     

论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

本文认为把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归结为性善与性恶之差异,易使人们对中西方的人性观及其差异产生简单化、表面化、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本文认为中西方的人性观的差异,与其说为性善与性恶之差异,不如说为一元和谐论与两元对立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级主义与平等主义、泛道德主义与自然主义、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之差异.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对老子“道”的新探

本文通过将老子的道和高级辩证法的矛盾概念相比较 ,认为它们的基本内容相同 ,有很大的重合面。笔者以此断定 ,道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矛盾概念 ,是高级辩证法矛盾概念的雏形。同时 ,道又包括本体论 ,体现老子独特的思维方式 ,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     

反腐举措述评

人性善恶,官场是大染缸,任何人一旦进入,如果不能好好把持自己,手中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暴露。缺乏制约的权力终究会腐败,不论是民选还是“钦定”的官员,不论是中国的官员还是外国的官员,这一点已经是有目共睹。为了行贿收买,行贿者花样翻新、无孔不入,贪财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盛宴豪赌、香车豪宅,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则专门走所谓“夫人路线”、“子女路线”、“情人路线”、“秘书路线”。不论采取何种路径和手段,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以钱买权、弄权生钱的目的。政务不公开、财务不透明乃是当前反腐面临的最大问题。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她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从阶级和历史维度,伍德认为技术决定论否定阶级的存在,忽视对具体社会的特殊性分析,主张超历史的和普遍的历史观,认为技术革新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从资本主义维度,伍德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反技术的,技术的发展会加剧自身的特殊矛盾;从社会主义维度,伍德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阶级消亡和生产主义,而是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论传统伦理资源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儒家伦理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重视人性善恶的分辨,十分重视人格的道德修养,非常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都对预防、减少和遏止犯罪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精神需求及其内在矛盾刍议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在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的同时，日益加大精神需求的投入。人的欲望冲动与主观心态平衡之间的矛盾构成人的精神需求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推动着人的精神需求的变化发展。     

构筑刑事侦查学的基本思路

概念是构筑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研究刑事侦查学必须首先研究概念。现在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各行其是之态,其重要原因是忽略了起点概念的重要作用。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犯罪行为与侦查行为及二行为矛盾的规律、调整矛盾的对策。刑事侦查学属于刑事科学的子学科——非规范型刑事科学。学科体系分类为基础理论类、应用类、对策类。     

Introduction: China,Ltd

Th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s very popular—both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special section of seven articles (four of which are in this issue) on ‘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rguing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is problematic. This special section aims to explore the limits of many of the statements about Chinese nationalism that have now become ‘common sense’: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filling an ideological vacuum, elites manipulating nationalism to gain legitimacy, and so on. Using critical IR theory this Introduction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limits to argue that borders in China are not just territorial, but cultural, economic and thus political. It seeks to change the objective of our discu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seeking an Answer—either as a measure of the objective natur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r as a moral judgment of it as good or evil—to seeing ‘nationalism’ as a provocation which pushes us to think about China and identity in a host of different and productive 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