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与严格公安刑事执法的思辨

"严打"整治斗争是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严打"关系到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严格刑事执法是"严打"的必然要求,是"严打"整治斗争的核心和保证.公安机关严格刑事执法必须正确理解"两个基本"原则,既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又要体现刑法及时性原则,快速破案、快速侦查终结.既要做到立实案,实立案,把好立案第一关,还要规范公安刑事执法行为,强化法定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协商后达成合意而消除纠纷的案件解决方式,但其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下,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缺乏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其适用刑事和解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平等原则,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多为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代替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和解缺乏理论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职责与不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刑事习惯法作为一种"活的法",虽然在整个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刑事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存在冲突,应着力发掘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内在的一致性,以寻求良性互动的路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宽严相济应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刑法必须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完善。实现严格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对累犯实行加重处罚;加强对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的控制;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实现宽松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进一步限制死刑,应将经济犯罪死刑的规定减少到最低限度;扩大罚金刑与缓刑的适用;调整与完善刑事责任结构,实现刑事制裁的多元化和复合化。     

慎重解释刑法论

刑法解释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不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思想相背离,适用刑法、解释刑法必然需要十分慎重, 更不能感情用事。正是在解释刑法问题上,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表现出了不够慎重的态度,有些解释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对刑事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严打"之我见

"严打"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是国家和执政党;其对象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现象和实施这些犯罪的行为人;其手段侧重于严厉的刑罚手段."严打"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顺应社会转型期严峻的犯罪形势而产生,并逐渐由非理性状态走向理性状态、由实然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应然的刑事政策."严打"应当在刑事法治框架内展开,与其他刑事政策紧密结合,从而实现"严打"目标.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将"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将该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在刑法典中作了规定(第3条),并废止了与该原则相悖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原则,刑事立法在时间效力上坚持"从旧兼从轻",即法不溯及既住,除非依照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国刑法第12条对此也作了明文规定.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看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宪法与刑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目前,民族习惯法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刑法适用形成了重大影响,成为该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作为民族文化之重要体现的民族习惯法应当得到尊重,刑法的适用亦不例外。事实上,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法律主义和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当民族习惯法有利于被告人时,可以得到适用,这不仅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刑法文化的优秀成果,它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阶段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阶段.它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现代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完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阶段.     

空白罪状并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实现

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而罪刑法定之人权保障的要义在于法律的专属性和明确性。空白罪状在刑法已将罪刑关系确定之后,指示参照其他法律法规来补充适用,并未违背刑事立法权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的民主、法治原则,并不妨碍人权的实现。罪刑法定之明确性是相对的明确,空白罪状之“空白”有明确的授权和范围界限,人们据此可预测自己的行为范围,知悉自己的权利界限,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97刑法颁布施行20周年回顾与展望

1997年刑法确立罪刑法定等三项基本原则、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统一刑法规范和构建现代罪刑体系等重要贡献,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97刑法后,立法机关以"一个决定"和十个刑法修正案多方位修正刑法。频繁的修正,没有兼顾刑法典内容的严谨、体系的一致和结构的统一。立法者应将全面修订刑法纳入立法规划,注重把握刑法干预的早期化与谦抑性的统一、刑法的相对稳定与应时修正的统一、刑罚的轻重有序与严而不厉的统一。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第与刑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是对一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总的指导原则。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过“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严打”的刑事政策,目前“宽严相济”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出发,有效的贯彻这一政策,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我国首先应对刑法的一些方面进行完善。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浅论我国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问题

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而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严格限制死刑才是最理性的选择.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矜老怜幼历来是我国传统的用刑思想,鉴于此,本文从刑事立法现状,历代刑事立法,世界各国刑法现状等方面,阐述了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时老年人犯罪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的规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刑事政策是指导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代表和体现了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环境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之所在。环境刑事政策从多维角度介入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使环境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立法上看,它扩展了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入罪方面,使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方面,使刑种和刑度更加细化。在司法方面,环境刑事政策对因果关系、罪过认定、立案标准、宽严把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更加突出"严"的一面,并注意到修复性司法的适用。如此一来,环境刑法的功能实现了由消极惩治到积极预防的整体性扩张,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刑民分界视野下变相经济犯罪行为的构造与认定

为了提升刑法的适应性，充分保护法益，避免刑事处罚的漏洞，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肯定变相经济犯罪行为。但变相行为的含义和边界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变相经济犯罪行为认定的不当，将引起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疑问，以及刑民分界的不清和混淆。为了确保刑事处罚范围的妥当性，变相经济犯罪行为的认定应注意合理使用刑法解释方法，只有实质上符合规范保护目的，与本相行为具有等价值时，变相犯罪行为才有肯定的空间。肯定变相经济犯罪行为还应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就是严格执法

作为中国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打是基于刑事犯罪日益猖獗的具体国情而作出的战略选择。要正确、充分发挥刑罚威慑力作用,必须正确选择刑法模式。从对刑法“严”、“厉”关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严而不厉可谓刑法严密性的内在要求,是有效而经济的刑法配置模式。而要做到严而不厉,一要必罚,二要及时,三要公开,四要平等,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打之“严”即为严格,严打之“打”即为执法,严打也就是严格执法,而这正是严而不厉之理想的刑法构建模式的准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