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重构: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社区建设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基层治理的基础,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发展需要以社区物质建设和精神培育作为共同目标,同时也要将传统模式稍作变革,而作为行政治理单元的社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缺乏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认同。文章认为为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强化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培育一种有效的居民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机制需要重构培育共同体的模式,实现从交往共同体的培育到认同共同体的生成。     

共同体﹑共同体精神与城市社区——以上海市临港新城为例

该文选取了现代社会中一个小范围且典型的事例——城市社区,试图探讨在现代城市社区中共同体及其精神存在的必要性,并通过分析临港新城主城区的各个社区所具有的多方面特质,寻找培育共同体及其精神的可行路径。     

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区建设:张力与整合

随着我国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和社会经济转型,社区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已有研究对社区建设的讨论可谓丰富,但结合制度层面进行探讨与分析则较为少见。制度研究根起于政治学,蓬勃于经济学,现已成为社会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引入制度分析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剖析社区建设。因而,本研究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出发,在整合现有观点基础上,提出应将整合了正式制度、文化价值与组织规制在内的"制度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旨趣。     

共同体重建与社区建设研究综述

通过对社区共同体概念演变的细致梳理发现,当前社区研究中存在五种"社区共同体"模式,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现代城市社区发展和分化的多种方向。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于重建社区共同体,需要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作用,构建适应城市化发展的新型社区共同体,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差异性,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的建设,鼓励和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走向实践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构建路径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转向共同体的发展模型是其基本的目标指向。＂共同体＂概念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思想,费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基本论述则是该理论最早的完备表述。而后的学者对人类共同体的研究都沿着亚里士多德和滕尼斯的路径进行。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构成了中国社会践行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传统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于价值观念、性感、习惯等本质意志的精神信念为中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转型社会的现实使得中国重建社会共同体成为一种必然。于此,本文提出我国社会共同体路径培育的三个转向,以期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有益。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社区治理中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兜底责任缺位、科技赋能滞后等问题。为此,可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管理圈""服务圈""生活圈"高度统一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破解治理困境。     

论加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

当前,社区党组织难以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是社区党建工作中最为突出的全局性问题。建立社区联合工作党委的领导体制和"横向挂靠"的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党工委对辖区内党组织的领导;加强政策创新,完善党员分类管理,调动全体党员参加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理顺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切实加强党组织对居民自治组织的领导;营造社区共同体,搭建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平台,是加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     

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及评析

台湾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推行社区发展工作,由当局发动社区居民,开展社区基础、生产福利、精神伦理等建设,到70年代末衰落。到了90年代,在台湾社区运动、民众草根民主、地方文化复兴的要求下,社区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李登辉很快提出了所谓的“生命共同体”,推出了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力图吸收挪用这股社区力量,并在日常生活行为和文化活动中,使社区成为培养“共同体意识”的场所,以建构“新国家认同”。     

村庄公共精神复兴与社区整合

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普遍凸显出了村庄内人际关系冷漠，社区关联度降低及社区自身整合能力弱化这样一个让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然而反观当前农村的现实，公共空间日益狭窄、村庄“核心人物”空心化、国家大文化的“草根性”缺失、农人“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化以及党的合法性弱化与多神信仰的复兴等均是导致乡村公共精神不断弱化的制约因素。面对当前乡村公共性缺失的困境，如何探索新的路径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增强村民的共同体认同感来加强社区自身整合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活视角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关键步骤。以往研究聚焦从文化、地域、伦理、情感和利益等单一层面阐释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难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个体价值观念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寻找出路。因此，应从生活视角来研究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乡村社区共同体并非单一分散的共同体叙事，而是一个涵盖主体性的人、并以生活为目的的乡村社区共同体的诠释单元；在实践内容上，生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和空间两个要素，以此达成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生态和治理四个维度的联结。生活视角下的乡村社区共同体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空间、制度和生活要素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协调统一、动态平衡的，从而达成系统秩序的统领性与共同体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国外法官选任制度特点及启示

法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具体主体。世界各国对法官的选任格外重视,并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本文对国外有代表性国家关于法官选拔、录用制度共有特点进行评介,从中寻找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建设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权巩固的重大问题,也是关乎社区建设与发展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问题。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现存的种种弊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解决。沈阳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有益探索,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力度。尽量采取非监禁刑罚措施,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可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     

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青少年犯罪作为全球性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当前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社区预防与矫正制度的确立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本文从研究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入手,具体阐述如何进一步确立适合我国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