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共享、互动与情感生产：城市社区邻里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情感是共同体的纽带，将邻里建设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是城市社区邻里重建的重要命题。互动是情感共同体的生产机制，信任感、团结感和公共性等情感表征，均蕴含于人际互动之中，微观的人际互动筑牢了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媒介，共享具有激活积极情感要素的重要价值，是情感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载体。情感共同体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共享是情感唤醒机制，能够重构邻里关系，缔造邻里信任感；共享是情感凝聚机制，能够激发公民群体身份认同意识，强化邻里团结感；共享是情感延伸机制，能够培育居民公共精神，孕育社区公共品格。情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工具，积极、正向的情感共同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者作为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是推进和完善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新时代社区志愿者的实践，基于角色进阶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陷入了角色认知模糊、角色期待悬浮与角色互动失衡等困境，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不适配，不利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通过强化志愿服务理念达成角色认同目标、完善体制机制达成角色契合目标、优化治理格局达成角色共治目标等方式是突破角色困境，实现社区志愿者角色进阶的路径。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育机制探索

建构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心育机制是建构共同精神家园的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育机制以"五个认同"为理论路径,以"五共"为心理过程,以"心理空间"为驱力,以"心理场域"为行为动力,此间包括目标导向机制、相互融合的内容体系、交互作用的互动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这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起到建设"以心培育"的路径、超越"心育"的最近发展区和凝聚内外力量的作用,从而为发挥两者的最佳合力效应,创造最佳培育效果提供经验借鉴.     

构建与异质性特征相匹配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将具有异质性以及碎片化特征的治理主体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是当前新时代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优整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有别于滕尼斯所谓的建立在社区同质性特征之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共同体概念,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化、异质性之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利益和情感来充当横向社会联结纽带,以及需要政党来开展纵向跨领域社会整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有赖于党、政府、市场及社会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生成机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部输入乡村的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种社区民主监督基于社区居民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主体性地位的构建,在地方政府主导和舆论媒体的助推下,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构支撑。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不单是基层民主治理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在对社区共同体利益的认同前提下身份转变的必然结果。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研究——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效能和凝聚共同体意识有了新的意蕴。当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存在“与国家发展对接偏差、民族问题针对性不足、治理常态化制度建设缺乏”的问题,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培育与铸牢。因此,需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多元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治理指导思想,构建法治、德治、自治互融的治理模式保障治理规范,运用先进技术推进数字化治理进程,以增强西南边疆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社区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石——以成都市为例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     

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远亲不如近邻》让读者感受到嘉定区嘉定镇街道顺应居民群众需求，通过大力开展社区“睦邻点”建设，积极培育和弘扬睦邻文化，为社区共同体的成长找到组织载体和精神依托的新气象、新面貌，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主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三个层面的探索,但始终无法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新时代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我国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应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依归,以共享推进共建共治,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构建"价值-目标-结构-管理-技术"创新框架,强化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互惠互助的利益共享目标机制,从法律上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打造一支专业的社区治理队伍,推进社区治理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建立一个权责利合一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     

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及评析

台湾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推行社区发展工作,由当局发动社区居民,开展社区基础、生产福利、精神伦理等建设,到70年代末衰落。到了90年代,在台湾社区运动、民众草根民主、地方文化复兴的要求下,社区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李登辉很快提出了所谓的“生命共同体”,推出了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力图吸收挪用这股社区力量,并在日常生活行为和文化活动中,使社区成为培养“共同体意识”的场所,以建构“新国家认同”。     

城乡结合部转型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社区公共性既是转型社区治理的价值追求,也是社区治理的秩序基础。转型社区的快速结构性变迁使传统的社区共同体维系机制发生断裂,带来了集体意识的失落和共同体认同的下降,各种矛盾冲突加剧,社区出现异质化、碎片化的公共性困境,影响了转型社区的良性运行。通过围绕公共性生长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内生动力体系的构建,强化制度供给、发展社区自组织、培育社会资本、塑造公共精神等多个维度重构社区公共性,成为转型社区善治达成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