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层嵌入式设计确保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文章基于政策设计的多层、嵌入式结构,提出政策目标和工具体系的三个层次:在宏观治理层面,政策目的是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在中观政策体制层面,政策目标是确保政策整体性,执行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观技术层面,政策指标是政策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标准是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抓手：推动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工具

“抓手”是实践中推动政策有效执行常见的策略工具,但学术界尚未对该现象展开系统性理论解释。既有研究较多从政策主体关系与政策特征角度讨论政策执行困境如何生成,本文基于政策执行和政策工具理论,将“抓手”作为衔接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中间变量和工具性策略,从理论上阐释“抓手”的类型、结构性要素及其推动政策有效执行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抓手”作为调试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的目标控制、政策执行者对执行过程自主性的策略工具,通过政策注意力导向性、明晰政策议题锚点、打造横向竞争优势和增强部门自主性等方式推动政策有效执行。     

群体性事件中的县政治理透视——基于政策冲突视角的分析

县域政权处于"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的接点部位和触点区域,成为各项政策博弈的"集结地”和基层矛盾的直接冲击对象.县政在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博弈中纠结,在经济政策和生态政策的取舍中挣扎,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冲突中迷失,致使治理的"接点部位”成为矛盾的燃点区域.也正是基于政策冲突对县城群体性事件生发的重要影响,从而为群体性...     

提升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政策执行力

合意、高效和有力的政策执行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手段和宝贵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策执行力提升不仅是改革深入推进、改革举措落实的重要保障,其本身更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可以避免出现"小举措背离大方向"的累进式偏离风险,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和人民立场,是提升政策执行力的方位策略;强化对政策执行主体执行信念、执行本领和执行空间的培育优化,可以保证其在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中精准、全面、透彻地理解政策、落实政策,是提升政策执行力的主体策略;构建执行环境、执行资源、执行工具、执行文化的全方位保障体系,促进政策执行协同优化、保障执行资源共时多点投放、实现执行手段多频段科学回应,并以科学化、市场化、人本化为导向营造崇尚实干、保障执行的文化氛围,是提升政策执行力的保障策略。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     

加强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围绕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精神和重大部署,尤其是十九大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行业协会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走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立足于中国治理现实,结合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实际,本文研究分析了加强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的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嵌入型理论提出"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理论框架。据此,加强党的领导和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可以在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实现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价值目标的统一,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组织结构的嵌构,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决策、执行、监督运行机制的融合。     

指标治理工具的信息优势及适用限度——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从信息权视角分析四个基层指标治理案例发现,指标治理是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它将复杂的政策目标与任务分解信息、监督检查的过程信息、结果激励环节的绩效信息等,转化为一系列标准化数值,实现目标任务信息向下准确传达、结果激励信息向上清晰反馈、监督检查信息简化,从而简化管理流程,从工具层面突破科层制的程序僵化、目标替代、激励不足等弊病。数字技术以强大的信息获取、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处理与信息连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指标治理工具在目标设置、结果激励、监督检查三个维度的信息效率,使管理者的信息权与控制权优势被空前强化,拓宽了指标治理工具的适用范围。但信息工具的指标治理有其适用限度,从工具意义上,可测性与可比性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从价值意义上,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应尊重基层自主权,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避免指标滥用伤害基层干部工作热情。     

“动员”与“自主”：政府层级互动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政策执行成效受到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影响。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行动逻辑,有助于辨析政策成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对H省“秸秆禁烧”治理行动进行田野观察,基于“过程-组织-类型”三重维度分析中间政府动员行为与基层政府自主行为的匹配差异。研究发现,动员行为的发生通常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但基层政府响应政策时具备一定的自主空间;动员行为能助推执行进程,但政策落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仍依赖基层政府的自主性调节;动员内容并不具备强约束性,基层政府的自主行为是对“约束”的软化和政策的本土化。治理成效依赖动员行为和自主行为的互动关系调节。基层政府的自主空间需在一个合理阈值内,满足政策目标和治理情境间的价值均衡。     

农村妇女参政困境的政策因素分析

目前在村级治理的政治资源分配中,农村妇女仍处弱势地位,在农村权力结构中仍属边缘阶层。这种困境制约着农村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正是对政策主体、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工具选择中的路径依赖导致了中国农村妇女参政的局限性,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明确政策的价值目标,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论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工具的优化——基于2015年至2018年部分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加强社会组织党建的公共政策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结合政策工具的一般分类和社会组织党建的政策目标,将其政策工具分为结构性、引领性、统合性和能力性四种类型。通过对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的意见(试行)》发布以来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党建的61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当前结构性和引领性工具为社会组织党建的主要政策工具,能力性工具逐渐受到重视,统合性工具运用不足;各类型政策工具内部存在结构失衡,间接性、创新性手段比较缺乏;政策工具选择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地区政策工具运用数量、内容相对丰富,西部地区的政策工具使用结构相对合理。因此,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制定应注重各类型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提高各项工具的专门化、精细化水平,鼓励地方政策创新。     

浅析国家能力和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以国家机关为能力载体,以公共权力保证其政策和意志有效性,进而实现社会公共目标和利益、价值、资源分配的社会治理能力的合力。国家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阶级,各个利益群体。国家能力体现为政策目标实现的能力和政策执行的能力。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国家行政能力的有限性和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有限性是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的保证。     

政府绩效评估的执行偏差与政策控制:一个网络化治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估秉持了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性评判,是国家治理以政治理性服务于技术理性的一种绩效价值证成。评估执行偏差凸显了传统绩效治理与政策供给的偏误效应,央地府际合作的政策制定与网络化运作塑造了绩效评估政策的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与央地公共资源竞逐的配置结构制约评估政策的有效执行。传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悖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与评估措施对接的错位,绩效评估的推进程度与价值期待尚存差距两个层面。从"政策、结构与行动"框架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执行偏差的网络化治理效应,需要形成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矫治的网络治理合力,消解绩效评估归因偏差与供需匹配失衡的政策执行悖论,建构评估治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系统,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协同治理。     

体制与乡土双重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性别盲点与反思——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分析

"贫困女性化"的严峻形势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政策执行互适模型恰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存在性别盲点而导致多元参与者互动不适的现象。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价值理念和建构内容,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中应提倡纳入科学化的性别意识,以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的三方调适化解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助推精准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重目标的同期实现。     

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大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治理中的重要议题,需要加强政府规制,采用有效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根据静态效率收益、动态创新激励、制度的可行性、效果的确定性四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进行优化选择有利于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现行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逐步发展,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凸显,但是也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自身设计缺陷、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重发布、轻行动"等问题。基于前述四种影响因素,应从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以及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协同创新两个维度优化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理论·工具·模式:我国水资源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为了解决我国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困境,作为公共管理分支领域的水资源管理必须在理论层面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理论的变革,在工具层面实现由单一向多元政策工具的转型。同时,建立适合我国水资源管理形势需要的政府性组织、市场性组织及社会性组织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水资源管理理论变革与工具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汉语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刍议

汉语是汉民族历史发展和语言规划的产物,是汉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公共资源,汉语资源的管理改革贯穿在汉语政策过程之中。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汉语政策在政策目标、政策重心、政策主体、政策执行和政策工具选择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要使汉语资源管理适应时代发展,还需要从政策目标定位、政策主体转变、政策工具改革等方面着手改进汉语政策。     

地方政策再创新的策略类型及生成机理——基于从“河长制”到“X长制”演化过程的追踪分析

“河长制”在实现跨治理主体“空间扩散”的同时，亦实现了跨治理场景的“理念外溢”，催生出湾长制、林长制及多长合一等“X长制”样态。研究发现，“X长制”生成过程可由以“目标+工具”为内核的“政策再创新”概念进行表达，其本质是政策源创新的核心理念作为有效治理工具，在多维治理场景中持续外溢并达成特定治理目标的过程。根据场景目标的复杂性和工具选择的多样性，可将其划分为单域移植、原域优化、跨域组合及全域整合四类样态。作为一种政策再生产的主动性建构策略，政策再创新遵循“目标建构-工具选择-场景创设”的一般过程路径，其异质性政策内容演化结果受“争先”与“求异”双重逻辑驱动。概言之，政策再创新的多重衍生路径勾绘出地方政策再生产的繁荣图景，但其中潜藏的创新内卷及治理负荷过载等现象亦值得警惕。